中国谱牒史概论

　　简介：本书是塌鼻子先生1986年为社会学史专业博士生开设的《中国谱牒史》课程所写讲义的残稿。

第一章谱牒的起源和上古谱牒的发展
第一节谱牒和家族
　　谱牒是从文字产生以后，一直伴随着家族制度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特殊的文献或簿籍，是除父家长制家族以外的各个阶段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重要特点。研究谱牒是研究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究竟什么是谱牒?
　　“谱”是一个派生字，原字为会意字的“普”，后来由于用“普”字表示一种文献、簿籍，所以加“言”旁成了形声字的“谱”。《说文》无“谱”字，当系漏收。因为《史记》、《汉书》及稍后的字书《释名》、《广韵》均有“谱”字（《史记·三代世表序》：“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汉书·艺文志》：“历谱者，序四时之位”，《刘歆传》：“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释名·释典艺》：“谱,布也。”；《广雅·释言》：“谱,牒也”。）。徐铉编《说文新附》增收“谱”字是对的。“普”和“谱”意义完全相同，都表示全、遍之义。《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左传》、《孟子》、《荀子》及汉人引《诗》均作“普天之下”（见《左传》昭公七年、《孟子·万章上》、《荀子·君子篇》、《韩诗外传》卷一、《史记·司马相如传》、《後汉书·桓帝纪》、《白虎通德论·封公侯篇》等。），是溥、普通用的证明。赵岐《孟子注》：“普，遍。”（《孟子·万章上》赵岐注。）普天下就是遍天下。《易·乾卦》象辞：“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墨子·尚贤中》：“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都是全部、普遍的意思。刘熙《释名》说：“谱,布也,布列见其事也。”（《释名·释典艺》。）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谱，布也，布列其事也。”（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正义。）所以，作为一种文献体裁，凡同类事物，不予选择或遗漏，全部、普遍的布列出来，皆可谓之“谱”，如年谱、历谱、乐谱、家谱等等。
　　什么是“牒”？《说文》牒、札互训，《片部》：“牒，札也”，《木部》：“札，牒也”。《释名·释器》训牒为板：“牒，板也”。可见牒、札、板是一个东西，即小木片、小竹片，我们今天称之为木简、竹简。这种小木片、小竹片的制法，据王充的解释，是“截竹为筒，破以为牒”，“断木为椠，析之为板”（《论衡·量知篇》。）。王充的意思大概是认为牒为竹简，板(札)为木简。所以谱指文献的体裁、格式，牒指文献的写对象、材料，“谱”和“牒”合在一起，是体裁和载体的结合，也可以说是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因为谱牒产生时尚未发明纸张，亦无书帛的习惯，“谱”是写在“牒”上的，所以这种文献就叫做谱牒。
　　我们今天通常讲的谱牒、谱牒学，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专门记录家庭、家族内部血缘关系的文献、簿籍，战国以前称为世系、世本、系本、牒记等，魏晋至隋唐称为族谱、家谱、姓谱、族姓谱、氏族谱、血脉谱等，宋以后则通称为族谱、宗谱、家谱、家乘等。这些不同名称的众多的谱牒，不同时期包含着不同的内容，而且有着不同的形式，但它们的性质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记载家族内部血缘关系的文献、簿籍。
　　为什么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要用谱牒记载下来呢? 这是由家族这种社会组织的性质决定的。家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它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社会组织才能够维持和发展。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 始祖如有几个妻的话，谁是嫡谁是庶？他(她)们各有几个儿子？儿子们的妻又是谁？他(她)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谁和谁是堂兄弟、从兄弟、再从兄弟? 一个家族如果不遇到特殊情况，人口总会不断地蕃衍，当人口增殖到一个家族包容不下的时候家族就会分裂，从旧家族中分裂出许多子孙家族，过了一段时间，新家族又会再分裂，这些众多的同祖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新家族的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怎样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 新家族同旧家族以及别的新家族之间是什么关系？总之，家族成员之间以及同祖的各个家族之间的各种复杂的血缘关系都必须清清楚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这种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所以，谱牒是有文字以来，一切历史阶段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主要特点，又是家族制度得以维系的主要纽带。凡有家族制度存在，必有谱牒伴随着它存在，反之，谱牒的衰绝，也必定反映家族制度的衰落。

第二节中国谱牒的起源
　　谱牒既然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簿籍，那么它的产生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谱牒来记录它内部的血缘关系；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献、簿籍。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谱牒，并把谱牒分为口述家谱、结绳家谱、文字家谱的种种说法（见杨冬荃《中国家谱起源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一辑。），恐怕是不正确的。当然，谱牒的起源也有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对自己家族世系的记忆，最初总是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时，也许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记忆，但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谱牒，它不会成为一种文献、簿籍，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开始用文字记录家族的简单世系时，也还不能说已经产生了比较完备的谱牒，充其量只能说那仅仅是谱牒的雏型，或者说是家谱形成过程中的萌芽状态。因此，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的萌芽阶段与西周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如果要说是最初级的、最原始的家谱，或说是家谱的雏型，亦未尝不可，不过它离完备、成熟的谱牒还很远。中国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当形成于西周。
　　夏朝的王室世系，从夏禹立“国”到夏桀灭亡，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很详细的记载。由于夏朝已有文字之说目前还只是推论，并无实物证明，《夏本纪》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而不是当时的实录。《史记·殷本纪》所记汤建国前的先公世系和盘庚迁殷前的先王世系，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情形。至于《大戴礼记·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片断世系，则可以断定是战国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不能视为信史。我们今天可以准确无误地视为商代世系表的东西，是甲骨文中的几片刻辞和商金文中的几件彝铭。现在我们分别对这几件东西作点简单介绍。
　　1、“”家族世系表：
　　先且曰吹
　　吹子曰
　　　子曰
　　子曰雀
　　雀子曰壹
　　壹弟曰启
　　壹子曰丧
　　丧子曰养
　　养子曰供
　　供弟曰御
　　御子曰
　　子曰
　　这片甲骨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片见《库方》1506。《甲骨文合集》未收。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术界有不同意见。陈梦家、张政烺等认为是真的，胡厚宣等认为是赝品。刻辞记录了“”家族的先祖十一代共十三人的世系，每代只记一人，好象是一个要祭祀的宗子名单，大概是因为害怕年代久远，记忆模糊，造成血缘关系的混乱，而记录下来备忘的。当然也可以如同有的学者认定的是一件“家谱”，不过那只是家谱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雏型，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简单的宗子世系表，可能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比较完备的家谱，例如《世本》中保留下来的部分贵族家谱，是要记载历代宗子及族众名讳及其血缘关系的，“”这一族十一代竟有九代只记一人，显然只记载了宗子的传承关系。
　　2、“子曰”残表：
　　□子曰□
　　□子曰
　　此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图片见容庚《殷契卜辞》209，又见《甲骨文合集》。这片刻辞残损严重，只剩下以上两行五个字。它的真伪虽无问题，但释字有分歧，如其中的“子”字，容庚、商承祚均释为“已”（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99页及其他许多学者的论述）。此释如确，就不是世系表了。但这片刻辞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每代世系均用直线划直格，确象后世世系表的样子。
　　3、“帚妥”残表：
　　帚妥子曰
　　此件见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4856，又见“甲骨文合集”。此片刻辞残损更严重，仅余一行五个字。依照当时世系表“某子曰某”的书写格式,也应该是一件世系表。
　　4、“祖丁戈”：
　　祖丁
　　祖己
　　祖乙
　　此件著录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号。根据形制和以干支命名来推断，人们一般认为它是商代的器物。从内容看，这无疑也是当时某个家族的一张很简单中的世系表。
　　5、“商三句兵”：
　　①“六祖戈”：
　　大祖日己
　　祖日丁
　　祖日乙
　　祖日庚
　　祖日丁
　　祖日己
　　祖日己
　　②“六父戈”：
　　祖日乙
　　大父日癸
　　大父日癸
　　中父日癸
　　中父日癸
　　父日辛
　　父日己
　　③“六兄戈”：
　　大兄日乙
　　兄日戊
　　兄日壬
　　兄日癸
　　兄日癸
　　兄日丙
　　“商三句兵”亦著录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书，相传清末出土于河北易县，王国维《商三句兵跋》一文考之甚详，认为它们是“殷世北方侯国之器”（载《观堂集林》卷十八），其说很对。这几件彝铭，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不过包括“祖丁戈”在内的这几件彝铭的内容，显然是一个家族里一串先人的名讳，很可能是应祭祀的祖先名单，是为了备忘而记下来的，并不是单纯的世系表。因为它与前说到的“某子曰某”的书写格式不完全相同。
　　先秦文献《礼记·大学》中还记录了一件商代铜器铭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它的书写格式同前面引到的“商三句兵”完全一样，也应是记的祖先世系。不过由于《大学》的作者或《汤盘》的记录者不识古字，释文释错了。后来的经师不加考究，顺着错误的释文，从伦理道德修养的角度作解释，如郑玄说：“新其德，常尽心力，不（使）有余也。”（《礼记·大学》郑玄注。）孔颖达说：“非唯洗沐自新，苟诚也，诚使道德日益新也。”又说：“非唯一日之新，当使日日益新。……非唯日日益新，又需恒常日新。”（《礼记·大学》孔颖达疏。）后来的朱熹也沿着这个思路解释下去，说：“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忽略有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大学》。）这样就全弄错了，一个格式完整的世系表，变成了一段道德修养的格言。我幼时读《四书》，蒙师引郑、孔、朱熹之言讲“汤铭”之义，总觉得罗里罗嗦，语多繁复。七十年代初，我向徐宗元先生请教甲骨文的有关问题时，他就说《大学》中的“汤盘铭”是一件商代的世系表，古人释文错了，九个字竟错了三个：“考”错成了“苟”,“且”错成了“日”（第二句第一个日字），“兄”错成了“又”。按照正确的释文，这段话应是：
　　考日辛
　　且日辛
　　兄日辛
　　这三行的第一个字,大概是均因形近，释文者读了错别字，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古文“苟”、“”同音通假，“”、“考”形近。金文“考”作“”，“”作“”，形亦近。因此“考”很容易误为“苟”。甲骨文“兄”作“”,“又”作“”，金文“兄”作“”，小篆“兄”作“”，“又”作“”，形亦极近，“兄”讹为“又”也很容易。至于甲骨文中的“祖”写作“且”，是治古史和古文字的人人尽皆知的，“且”错成“日”只一画之差。
　　上引的几件商代世系表，严格的说还不能称为谱牒，充其量只是谱牒的雏型。所以我们说商代还只是谱牒的萌芽阶段。

第三节　周谱和《世本》
　　我国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当产生（或形成）于周代，这是古今多数谱牒学者的看法，恐怕也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看法。
　　中国谱牒起自周代这个意见，最早是南朝梁刘杳提出来的。当时王僧孺奉敕撰谱，向刘杳请教谱牒的起源，“访杳血脉所因”，杳答：“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梁书》卷五十《刘杳传》）其实，这个意思司马迁就曾经说过：“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以后讨论谱牒的学者，多数都持这种意见。古人如刘知几说：“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史通》卷三《表历》）章学诚说：“《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学，古有专官。”（《文史通义》卷六《和州志氏族表序例》）这里虽未明说“起于周代”，然而将“谱牒之学”的上限断自《周官》，可见章学诚也是持周代说的。近代如杨殿说：“中国谱系之学，盖肪自周代。”（《中国家谱通论》，《图书季刊》新3卷1、2期，1945年。）罗香林说：“中国谱牒之学，肇始于周。”（《中国族谱研究》，香港中国学社1971年版。）潘光旦说：“谱牒之学，由来已久。古者帝王之世系掌于专官。《周礼·春官》：瞽蒙‘讽诵诗，世奠系’。又《小史》：‘奠系世，序昭穆’。”（《中国家谱学略史》，《东方杂志》第26卷第1号，1929年。）潘光旦同章学诚一样，显然也是主张谱牒起自周代的。
　　为什么我们说谱牒起于周代的意见比较合理呢？首先，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上古谱牒的谱名全是周代的，而且只能追溯到周代为止。周谱虽说已全部亡佚，但我们能知道的周谱谱名还有七种：
　　1、《世本》（清人有多种辑本，商务印书馆辑印有《世本八种》一书）
　　2、《谱牒》（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3、《春秋历》（同上）
　　4、《牒记》（见《史记·三代世表序》）
　　5、《帝王诸侯世谱》（见《汉书·艺文志》）
　　6、《古来帝王年谱》（同上）
　　7、《春秋公子血脉》（见王应麟《玉海》卷五十）
　　这里的第三、六种是不是谱牒，由于已无法看到它们的内容，因此不能肯定，但这些都是周代以后的东西，商代的一种也没有。有关商代历史的古文献，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些，近百年来也出土了不少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却没有一种商代谱名。我们在上面引述了几种商代的简单的世系表，似乎都不可以作为商代已有成熟、完备谱牒的证据。
　　其次，是从周代开始有了专门从事世系登记和谱牒记录的“专官”。《周礼》有“小史”一职，“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又有“瞽蒙”一职，任务是“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所谓“系世”、“世奠系”，就是世系、谱牒。杨注《荀子》“铭诔系世”句云：“系世，……若今之谱牒也。”（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礼论》）奠者，定也。 “奠系世，辨昭穆”，就是辨别、确定人们（主要是贵族）的血缘关系，并将其记录下来。孙诒让说：“奠系世者，谓正氏族谱牒之籍。”（《周礼正义·小史》。）杨、孙二人的解释都很正确。小史和瞽蒙的分工，按照郑玄的说法，是“小史主定之，瞽蒙讽诵之”（《周礼·小史》郑玄注），通俗的说，就是小史管记录，瞽蒙管唱念。《周礼》成书虽然比较晚，而且书中还加进了一些作者们理想化的、想象的东西，但一般的说，它反映了周代制度的某些情况，不能一概否定。这里谈到的小史、瞽蒙的职掌，还可以在其他先秦古籍中找到旁证，如《国语》多次说到“工史书世”，“叟赋瞽诵”，“瞽史教诲”（分别见《国语》之《周语》上和《鲁语》上。），说明《周礼》所云瞽史掌世系谱牒之说并不是虚构。在商代看不到这样的记载，甚至有关的传说也没有。据说商代已有史官，如盘庚时有史官迟任（《尚书正义·盘庚》孔颖达疏引郑玄注：“迟任，古之贤史”），商末有内史向挚（《吕氏春秋·先识》：“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甲骨文、商金文中有史、北史、卿史、御史等（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19—520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他们的职掌似乎仅是管理图籍文书，看不出有上述小史、史“奠系世”、“书世”的任务。
　　其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谱牒是周代的《世本》。《世本》一书虽早已亡佚，但通过各种古书对它的反复征引，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主要内容。它确实是比较成熟、完备的谱牒了。这表明上古家谱这时已经形成了。
　　《世本》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内容组成：
　　1、作为贵族家谱的《帝系》（《尚书·尚书序》孔疏引《世本·帝系》。）、《王侯》（《尚书·尧典》孔疏引《王侯世本》。）、《卿大夫世》等篇（《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系本·卿大夫代》。）；
　　2、讲得姓由来的《氏姓篇》（《左传》隐公十一年孔疏引《世本·氏姓篇》。）；
　　3、讲古代“帝王”、诸侯都邑沿革的《居篇》（《史记·吴世家》及《魏世家》索隐引《世本·居篇》。）；
　　4、讲古代发明创造的《作篇》（《周礼·校人》及《礼记·明堂位》郑玄注引《世本·作篇》，《礼记·明堂位》孔疏云：“《世本》，书名，有《作篇》，其篇记诸作事。”）；
　　5、《谥法》（《玉海》卷五四引《中兴书目》：“沈约《谥法》十卷。案约《序》云，《大戴礼》及《世本》旧并有《谥法》”）。
　　所以，《世本》虽然是研究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人非常熟悉而且经常引用的一部古籍，但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谱牒，而是一部包含上古谱牒在内的、内容十分庞杂的古代历史资料汇编，性质和体裁同《尚书》差不多。因为关于谱牒的内容似乎占了大部分篇幅，所以人们把它归入了谱牒一类。
　　《世本》早已亡佚，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看到它的大部分内容，是因为许多古书曾大段大段地引证过它的文字。其中征引最多唐以前的古书有以下几种：
　　1、韦昭《国语注》；
　　2、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3、徐广《史记音义》；
　　4、郦道元《水经注》；
　　5、孔颖达《五经正义》；
　　6、李善《文选注》；
　　7、司马贞《史记索隐》等。
　　到了清代，又有十多位学者做过艰苦的搜寻工作，把散见于上述诸书及其他各种古书的《世本》的片言只字都汇集在一起了，1957年商务印书馆汇辑、排印的《世本八种》，就是清代学者辑录《世本》佚文的总成果，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这八种《世本》辑本是：
　　1、王谟辑《世本》（《汉魏遗书钞》，商务排印所据版本，下同）；
　　2、孙冯翼辑《世本》（《问经堂丛书》）；
　　3、陈其荣辑《世本》（《槐庐丛书》，陈本系在孙本基础上增订）；
　　4、秦嘉谟辑《世本辑补》（《琳琅仙馆》）；
　　5、张澍辑《世本萃集补注》（《二酉堂丛书》）；
　　6、雷学淇辑《世本校辑》（《几辅丛书》）；
　　7、茆泮林辑《世本》（《十种古逸书》）；
　　8、王梓材辑《世本集览》（《四明丛书》）。
　　此外，清人辑录《世本》的还有钱大昭、洪饴孙两家，他们的成果已分别为孙冯翼、秦嘉谟采录，故“商务”辑印《世本八种》时没有编入。
　　《世本》是何时成书的？又是何时亡佚的？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本文不准备详细讨论。总之它最后成书不会晚于战国末年，亡佚不会早于五代。《世本》一书同许多古代典籍一样，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是由不同时代的许多人陆续编成的。它最初应是先秦史官（类似于《周礼》说的“小史”，《国语》说的“工史”）根据各国档案编写的，几百年中不断有人增补修订，到战国末年才最后成书。书中记赵世系说：“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唐司马贞根据书中所记记齐世系评论说：“自成子至王建之灭，唯祗十代。”（《史记》卷四六《田齐世家》索隐。）赵王迁是赵国最后一个国王，即位于公元前235年，前222年秦灭赵，流放迁于房陵。齐王建为齐国最后一个国王，前264年即位，前221年齐亡降秦，被流放于共。据此可以推论《世本》最后增补定稿当在赵王迁在位时的十三、四年之间，故称迁为“今王”，并及见齐王建之在位。当然，定稿之后在流传过程中也还有后代的内容窜进去，例如古书引《世本》还有“始皇帝政”（《史记》卷六《始皇本纪》索隐）、“汉高祖”（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等内容，就应是后人增窜的，雷学淇说：“疑皆刘歆辈所增羼。”（见雷学淇《世本校辑》卷上《晋臣世》）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这是古籍流传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不能据此否定《世本》成书于先秦，就好象不能根据《史记》中有汉末的内容而否定它成于司马迁之手一样。
　　《世本》的散佚也经过了一个从少到多、从部分到全本的过程。它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部分残阙。我们确切知道历史上最后一个直接从原书中引用《世本》文字的，是唐代中叶写《史记索隐》的司马贞。然而司马贞看到的《世本》也不是完本。他说：“按今《系本》无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书以补其阙，寻徐广作《音》尚引《系本》，盖近代始散佚耳。”（《史记》卷三四《燕世家》索隐。）宋忠是汉魏间人，可见那时《世本》就已经残缺，燕世系已遗失了。比司马贞早 300 余年的沈约看到的《世本》也不是完本，他在所著《谥法序》中说：“《大戴礼》及《世本》旧并有《谥法》。”（《玉海》卷五四《中兴书目》条引。）说“旧并有”应该是说他看到的《世本》已没有《谥法》了。苏洵就是这样理解的，他在《谥法总论》中说：“二书《谥法》，至约时已亡。”（见《嘉祐集》卷六十二。）可见到南朝时书中的《谥法》部分又遗失了。宋初修《崇文总目》，其中“氏族类”搜集了大批谱牒、姓氏之类的书，独不见《世本》，说明这时全本已经亡佚。因此《世本》的亡佚时间大概在唐末五代。宋初纂修的《太平御览》和南宋郑樵的《通志·氏族略》、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章》等书，都曾大量征引《世本》，据孙星衍考证：“皆采获他处，不见原书明矣。”（《重集世本序》，见孙冯翼辑《世本》。）

第四节周谱的内容、形式和性质
　　周谱虽已全部亡佚，但《世本》的主要内容却在其他古书中保留下来了，我们可以根据《世本》来分析周谱的内容、形式和性质。
　　周谱记录的是一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是详记世系，即《周礼·小史》说的“奠系世，辨昭穆”，《国语》说的“工史书世”。从《世本》和《大戴礼记·帝系》篇看，世系是分类记录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所谓“五帝”归入“帝系”一类。夏、商、周王室世系应该归于哪一类，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它们属于“帝”，而被辑入《帝系》篇（见茆泮林辑《世本》），有的则认为它们是“王”，将它们同周代各诸侯国公室一起归入“王侯”一类（见雷学淇《世本校辑》）。王室诸卿和各国卿大夫归入“卿大夫”一类。前面说过，古书所记“五帝”世系和夏世系、殷先公世系，应当都出自后人的追记，不能视为成熟的谱牒，而且也不是我们这一节讨论的对象。周世系，特别是春秋以后各诸侯国公室及卿大夫世系，已是比较完整的谱牒了，其中的世系记录确是非常详细的。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代一代的详细记录。我们选录几段保留比较完整的《世本》佚文，来看看周谱是怎样记载世系的。
　　1、齐大夫管氏世系：
　　（管）庄仲山产敬仲夷吾，夷吾产武子鸣，鸣产桓子启方，启方产成子孺，孺产庄子卢，卢产悼子其夷，其夷产襄子武，武产景子耐涉，耐涉产微，凡十代。（《史记·管晏列传》索隐引《世本》）
　　2、鲁大夫叔孙氏、叔仲氏世系：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庄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礼记·檀弓》孔颖达疏引《世本》）
　　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为叔仲氏。（《礼记·檀弓》孔疏引《世本》）
　　3、晋大夫魏氏世系：
　　毕万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庄子降，降生献子荼，荼生简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驹，驹生文侯斯。（《礼记·乐记》孔疏引《世本》）
　　4、卫大夫孔氏世系：
　　孔庄叔达生得闾叔谷，谷生成叔蒸×，×生顷叔罗，罗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圉，圉生悝。（《礼记·祭统》孔疏《世本》）
　　5、晋大夫中行（荀）氏、智氏世系：
　　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宿，庚宿生献伯偃，偃主穆伯吴，吴生寅。（《史记·赵世家》索隐引《世本》）
　　逝遨生庄子首，首生武子×，×生庄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栎，栎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瑶。（同上）
　　从上面几段较为详细的《世本》佚文中我们看到，周谱记载世系，似乎只记宗子，包括“致邑立宗”的新的小宗的宗子，不记别子。如鲁叔孙氏庄叔得臣有子宣伯侨如及叔孙豹，侨如因事得罪出奔，豹立为宗子，是为穆子（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尽管《左传》对侨如的事迹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但谱牒只记豹，不记侨如。豹有嫡子孟丙、仲壬，庶子，外室子竖牛，豹死，竖牛废嫡立庶，杀孟逐仲，立为宗子，是为昭子（见《左传》昭公四年。），孟丙等人在史籍中也有详细事迹，然而谱牒也只记一人，不见孟丙、仲壬诸人之名。又如鲁季孙氏季武子宿无嫡子，有庶子公弥、公亥、公鸟和纥，弥长而纥幼，武子舍弥立纥，是为悼子（《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世本》记季氏世系，亦只记宗子纥，不见季武子其他诸子之名（见《礼记·檀弓》孔颖达疏引《世本》。）。司马迁说：“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似乎司马迁看到的周谱就是这样的。
　　但是据我们看，周谱也应当是详记父与诸子、兄与诸弟之间的血缘关系的。如上引《世本》仅仅记录宗子间的传承关系，假若一个家族族大人多，持续存在的时间很长，就无法弄清众多族众之间的血缘关系，起不到“敬宗收族”的作用。周谱详记族众间的血缘关系，在《世本》佚文中也可以探寻到诸多迹象。如《世本》记鲁大夫臧氏世系：“臧会，臧顷伯也，宣叔许之孙，与昭伯赐为从父昆弟。”（《史记》卷三三《鲁世家》索隐。）记晋大夫羊舌氏世系：“叔向兄弟有季夙。”（《左传》昭公五年孔疏引《世本》。）记郑大夫驷氏世系：“子游、子瑕并公孙夏之子。”（《左传》昭公十九年孔疏引《世本》。）这些兄弟关系的记载可以证明，周谱不光记宗子，而是诸子并记的。
　　其次是详记宗子的讳、谥、生、忌。讳是名字，谥是称号，生是生时，忌是死日。《周礼》记“小史”之职：“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郑众注云：“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周礼·小史》郑玄注引。）因为谱牒要记宗子的传承，故均详记谥号。如前面说的管庄子卢，季武子宿，卢、宿是名字，庄子、武子是谥号。少数不记谥号者，如上引世本》记齐管氏之“耐涉产微”，记卫孔氏之“圉生悝”，都是引用者省略的，并不是《世本》的原文（理由后面将详述）。在宗族制度下，族人生子均要登记在册，作为世系记录的根据，如《礼记》说：“（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库，其一献诸州史。”（《礼记·内则》。）这里说的也许是战国以后的户籍登记，但它必然渊源于宗族的谱牒记录。
　　关于周谱的形式。由于周谱已全部亡佚，考古发掘中至今还没有发现它的一件残片，所以它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根据文献材料来分析和推测。汉代人肯定还看见过周谱，如司马迁曾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他读的《谱牒》应该就是周谱，因为他同时还说过他没有看到过殷以前的谱牒：“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班固应当看见过许多种周谱，所以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了周谱目录七八种。桓谭比班固早，肯定也看到过周谱，他在《新论》中将《史记·三代世表》同周谱的形式加以比较时说：“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见《梁书》卷五十《刘杳传》。）这就是说，《史记·三代世表》的那种表格形式是仿效周谱的，那么周谱肯定是一种表格，特点就是“旁行邪上”。在表格上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的父祖，谁是谁的子孙，一目了然，叫做“邪上”。
　　我们现在参照《史记·三代世表》的格式，以上引鲁大夫叔孙氏、叔仲氏世系和晋大夫中行氏、智氏世系为例，按照“旁行邪上”的原则，试着恢复周谱的表格形式，看看周谱的原始形式是个什么样子。
　　周谱·鲁大夫叔孙氏、叔仲氏世系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叔孙氏　僖叔牙　戴伯兹　庄叔得臣　穆叔豹　昭子　成子不敢　武叔州仇
　　桓公子
　　叔仲氏　武仲休　惠伯彭　皮
　　叔牙子

　　晋大夫中行氏、智氏世系表：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中行氏　逝遨　　桓　　伯林父　宣伯庚　献伯偃　穆伯吴　寅
　　智氏　　庄子首　武子庄子朔　悼子盈　文子栎　宣子申　智伯瑶
　　（逝遨子）
　　这种形式就是桓谭说的“旁行邪上”。《史记》的《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都是这种画法，司马迁是从周谱学来的，所以说“并效周谱”。但是也不排除下面这种格式的画法。
　　鲁大夫叔孙氏、叔仲氏世系表：
　　（桓公）僖叔牙　　戴伯兹　　庄叔得臣　穆叔豹　昭子　成子不敢　武叔州仇
　　（叔孙氏）武仲休　惠伯彭皮
　　（叔仲氏）

　　晋大夫中行氏、智氏世系表：
　　逝遨桓　　伯林父　宣伯庚　宿　　　献伯偃　穆伯吴　寅
　　（中行氏）庄子首　武子　　庄子朔　悼子盈　文子栎　宣子申　智伯瑶
　　（智氏）
　　这后一种画法的表格，也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谱牒世系表的形式，我们在甲骨文中就发现过它的残迹，如前面说到的“子曰残表”就是这种画法。这种画法当然也可以解释为“旁行邪上”。由此我们知道周谱是一种表格，不是单纯的文字叙述。因此，古书引用的《世本》中的谱牒，凡用文字叙述表达的，都不是谱牒原来的形式，而是征引者用自己的话概述的谱牒的内容。其实，在《世本》佚文中也处处可见那种征引者的概括用语，一看便知不是谱牒的原文。如记周大夫召氏：“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孙”（《诗·大雅·江汉》孔颖达疏引《世本》）；记陈大夫陈箴宜咎，“陈箴子八世孙”（《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郑玄注，孔疏谓：“《世本》文也。”）；记卫大夫孙氏：“孙氏出于卫武公，至林父八世”（《左传》成公十四年孔疏引《世本》）等，完全不象谱牒，肯定不是《世本》原文。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如说中行氏“本姓荀，自荀偃将中军，晋改中军曰中行，因氏焉，元与智伯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称荀”（《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索隐引《世本》）；如说“孔子后数世皆一子”（《礼记·檀弓》孔疏引《世本》）等，也肯定不是《世本》原文。
　　周谱的载体是什么，也就是说周谱是写在什么材料上的？由于考古发掘中至今还没有出土过一件周谱的残片，我们今天也只能推测。周代的文字书写（或刻，或铸）材料，目前我们已知的有铜器、甲骨、缯帛、简牍（不含有图案的陶片）。周代甲骨出土甚少，这种材料容量很小，显然不适宜书写内容浩繁的世系谱牒。周代有铭铜器至今已发现或出土了三万余件（据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附录《青铜器著录编年简介》统计），除少数几件追述祖先名讳的铭文，被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周代世系表外，尚未发现其中有谱牒。今天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有字缯帛，是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然而那已是战国中晚期的东西，在它以前有无帛书，既无文献记载，亦无实物证明。古代铜器和绢帛是十分珍贵的东西，恐怕一般人不会用来铸刻或书写谱牒。书写谱牒的唯一可能的材料是简牍。今天出土的最早的简牍是战国中叶曾侯乙墓的竹简。因为竹木已腐，所以至今还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的简牍，更不用说书写谱牒的简牍了。但简牍古已有之，为学界所公认，也有无数的文献材料证明。正如本文开头说过的“牒”字的意义就是木简、竹简，说周谱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当不成问题。不过这还需要考古发掘证明。我想既然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还可以发掘出竹木器残件，为什么不可能在晚得多的周代遗址墓葬中出土竹木简呢？
　　周谱的性质统统是贵族家谱。周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式家族统治的社会。宗法式家族组织是多类型、多层次、多等级的，有贵族家族，有平民家族（宗族村社），还有种族奴隶的家族。贵族家族还分成王室、诸侯、大夫和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士等等级。然而《世本》所载周谱全都是王室、诸侯、大夫的家谱，士和平民的家谱连一件也没有。
　　周谱既然都是贵族家谱，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官修的。周代从事世系登记和谱牒纂修的机构与“专官”，本章第三节已详细叙述。原来应该是各国、各级贵族分别登记自己的世系和纂修自己的谱牒，王室修王室的，诸候修诸侯的，大夫修大夫的，各自存放在自己的宗庙中。后来有人将所有贵族谱牒汇编在一起，这就是《世本》。因此严格地说，《世本》还不是最原始的、第一手的谱牒，是经过人们加工改编过的谱牒汇编，我们可以称之为统谱或总谱。进行这种汇编的起因和过程，今天已无法知道了，不过我们可以设想，最初进行这种汇编工作的人一定有相当的权势，并且得到了官方甚至周王室的支持，否则他（或他们）不可能看到那样重要的贵族档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世本》是“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当是对的。最初的《世本》修撰出来并在社会上流传以后，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修订增补，这就是唐代以前人们还反复征引、后来不久就亡佚了的、我们今天唯一知道它的内容的周谱《世本》。

西周春秋的宗法式家族制度的氏姓和谱牒
　　氏姓是宗法式家族组织的名字，换句话说是标识家族的一个将号，谱牒则是记录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简册。这两种东西，是构成宗法式家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一、氏姓的意义
　　氏和姓在西周、春秋及其以前，是有区别的。“姓”从女从生，说明它在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凡同一个女子（始祖母）繁衍出来的后代，统统都同姓。后人说姓是“人所生也”，“同生以为姓”（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二下《女部》），他们不正面解释为什么从女而生，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在人类历史上普经有过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到父家长制家族产生后，姓也继续保留下来了，但变成了从父而姓，凡同出于一个始祖父的子孙都同姓。此时，一个父家长制家族，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自然也都有一个姓，如神农氏家族姓姜，轩辕氏姓姬，少[女皐]氏姓嬴，陶唐氏姓伊祁，有虞氏姓妫，夏后氏姓姒，殷家族姓子，周家族姓姬等等。当时存在的成千上万的家族，每一个都应当有自己的姓，不过因为当时没有记载，加上许多家族在历史上消失了，或者根本就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到西周春秋时，人们能够确切知道的姓，已经为数不很多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个家族如果没有在兼并斗争中被消灭，那么它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势力强大的家族，人口的繁衍会更快。当人口增殖到一个家族包容不下的时候，必然要分裂出去，另外成立新的家族。家族的历史越长久，新家族就越多。所有的新家族自然都和老家族同姓，可总不能都用同一名称，因此新家族都要另外取一个名称，以同旧家族和别的新家族相区别，这就叫作“氏”。例如从夏家族分裂出来的姒姓的有扈氏、杞氏、缯氏，从商家族分裂出来的子姓的殷氏、来氏、宋氏等等。过去人们都认为氏和姓的区别在于贵贱，“贵者有氏，贱有名无氏”（郑樵：《通志》眷二五《氏族略·序》）。对于西周春秋的姬、姜、嬴、子等贵族家族，这样说也许是对的，但从氏的起源来说，姓和氏则只有整体和个别之分，而没有贵贱之分。例如从非统治者家族分裂出来的氏，仍是非统治者家族，而不能说它们都变成了贵族。最明显的例子是周初分封时，封给鲁公伯禽以条氏、徐氏、肖氏等殷民六族，封给卫公康叔以陶氏、施氏、樊氏等殷民七族。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众多的“氏”的身份是奴隶，怎么可以说有氏的都是贵族呢。
　　周家族在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大肆分封诸侯，“致邑立宗”，把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姬、姜等大姓家族，人为地分裂成许许多多的新家族，从政权系统说叫“分邑”，从家族系统说叫“立宗”。分对诸侯，在授予新的宗以土地、人民、珍宝的同时，要给新的宗命名，“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隐公八年）。诸侯分封大夫，也一样要授土、授民、命氏。这些从周王、诸侯一级一级分封下来的氏，当然都是贵族，所以仅仅从这个范围来说，“贵考有氏”的说法才是对的。
　　命氏的方法，汉人曾总结出好多条，大体上都是有根据的（见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和应劭《风俗通义》之《姓氏篇》佚文，可参阅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春秋初年众仲说的以字为氏、以官为氏、以邑为氏这三条（《左传》隐公八年）。以字为氏，就是以新家族第一代宗子的祖父之字命氏，如鲁无骇的祖父叫公子展，故命为展氏；郑国氏乃子国之后，驷氏乃子驷之后等。以官为氏，就是祖辈世居某官，即以为氏，如晋之士氏（即后来的范氏）、中行氏等。以邑为氏，是以受封的采邑命名，如齐的棠氏、晋的韩氏等。以官为氏、以邑为氏很好理解。以字为氏，为什么要以祖父之字而不以父亲之字？据我理解，这同昭穆中祖孙同行、父子异列的意义是同样的。在氏族制度下，祖孙同属于一个氏族，如果从孙起另立新氏族，自然只能用祖父之字命氏，而不能用居于别氏族的父亲之字命氏。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命氏的习惯，到春秋时还保留着。
　　从非统治者家族分裂出来的新家族，当然也要命氏，不过不如贵族家族那样隆重，不会有以官为氏、以邑为氏这些命氏的方法。非统治者家族的命氏，由于不载于史官，我们举不出例子。据理推测，应当是这样的。

二、谱牒的盛行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够维持和发展。即使们的家族分裂成许多新家族后，以及新家族再分裂之后，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有几个妻的话，谁是嫡，谁是庶？他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叫什么？他们的妻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谁和谁是堂兄弟、再从兄弟、三四……从兄弟？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所有成员的各种复杂的皿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
　　商以前大概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谱牒，连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所以他说，从周以后，谱牒“乃颇可著”（《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大概都是周以后的东西。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各种古书中引用的《世本》，也属干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应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三、周代谱牒的内容和形式的推测
　　周代谱牒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了，但汉朝人肯定还看见过，对它的内容扣形式作过一些描述，大约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刘它也有片断的论述，从中我们对它的内容和形式可以作一些推测。关于谱牒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讳是名字，忌是那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如《周礼·小史》说：“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所谓“系世”即是谱牒。又如《礼记·内则》说：“（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库，其一献诸州史。”）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关于谱牒的形式，从桓谭说的“旁行邪上”一句话来推测，应是一种表格，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时期谱牒的盛行及其作用
　　谱牒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谱牒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琊王氏，推出身太原王氏？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淮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这种文献就是谱牒。
一、谱牒的兴起及其形式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夸耀于乡里，显示自己家族与众不同，借以抬高家族的身份。我们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看到的许许多多的家传，大都是这种东西。凡不称某人别传而称某氏家传者，大体上都是家族所的名人的合传，如《荀氏家传》中就至少有颍川荀氏一家从荀爽到荀勗的许多传记，像《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也应都是这种合传。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如某是某之子，某系某之父等等），这就是家谱了。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或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难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辈（《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二、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土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土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大概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三、谱牒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怎么查呢？查谱牒（又叫簿状）。只有官修的谱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谱牒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谱牒，恐不可居此官，齐武帝只好作罢（《南齐书》卷四二王晏传）。又如陈朝时，陆琼作吏部尚书，人们认为很称职，就因为他“详练谱牒”（《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谱牒，以免“婚宦失类”。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谱牒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土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谱牒的。

四、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谱牒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成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谱牒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谱牒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贾渊掌修撰谱牒，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破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很多的。

唐代谱牒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白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谱牒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谱牒，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一、唐初谱牒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谱牒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土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棻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土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店太宗命修谱牒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谱牒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二、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谱牒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由己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三、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音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四、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谱牒。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翃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翃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唐末五代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时期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的谱牒的衰绝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一、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问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谱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北宋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
　　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比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宋明以来近代封建家族的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
　　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一、家谱的内容
　　家谱是一种簿籍性质的东西，其基本内容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着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几女、子何名、女适何地何姓等，“至于讳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宋濂：《符氏世谱记》，《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有进学中举、为官作宦者还要记其简历。每一代每一人都这样详细记录，不嫌其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族血缘关系的清楚。世系图表的基本形式有图式和表式两种。图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绘成简图。把主要内容注于图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将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将世系的内容用小字注于格内，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谱列家箴、家礼、庭训，立宗法实伸国法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如果一个家族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制订的家法族规就很多，家谱不惜篇幅罗列上去。只有少数兴起不久的家族，修谱时还未制订成文的家法族规，它们的家谱才缺少这部分内容。这类东西是封建家族组织的形态结构的特点之一，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谱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
　　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座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条规、祭产地图，亦宜详载，以见报本追远之意，并使后便翻检”（《道光吴江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家谱凡例》）。祠堂的基本轮廓，几进几重、门户窗棂、围墙设施。都要绘制清楚，刻入家谱。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购置的异姓土地上，还要在家谱中记载购置过程，并附刻地契，以防一旦发生产权纠纷时有案可查。一个家族的祖茔往往有多处，大都错杂在异姓田地之间．抛弃在远郊野之外，且无专人经管，经过日晒雨琳风蚀，历年久远，就会树折碑残，失去标记。所以必须在家谱上详细记载每一墓地的方位、座落和四至，并刻上略图。“祖茔，或绘形胜地图，或书世系格内，某山某向，坐落某处，庶免侵占．志不忘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历史。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家族历史既是家族势力向族众进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统源流有依据。一般说来，一个家族的来历清楚，迁徙分析脉络分叫，血缘关系也必然清楚。

二、续修家谱的间隔时间
　　一个家族的家谱，必须定期续修。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增加人口，还会逝去老人，新增坟墓。族产公田虽不准买卖，但兴旺的家族还会购进公产，破败的家族，族产公田也免不了被不肖子孙偷着出卖，发生变化。所以家谱必须定期续修，把上述种种新的变化反映到家谱上来，这样才能确保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清楚准确。续修的间隔时间，绝大多数家族规定为三十年或三世，三世也即是三十年。“谱必三代一修，恐世远年久，无不散失，乖离之弊，其所失为不小。”（《光绪春谷东溪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旧谱总纲》）许多家族还规定家谱要十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族谱重修刻板后，每十年汇稿，三十年续倍，补刻刷印，附装谱后，以免久远难稽。”（《道光香山黄氏家乘》卷一《族规》）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谱，即被认为不孝，“修谱不宜历年久远。古人云：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民国浦城高路季氏宗谱》卷一《谱训》），出现了这种情况，对族长及族中执事人员要律以不孝之罪，给予国法和家法的惩治。家谱三十年一修，大体上可以把家族中的两代人衔接起来。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就能趁老一辈还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长的时候，将三十年里家族中的缘关系的变化准确记录下来。如果间隔时间过长，老人陆续死去，族中人丁变化就会记不准确，势必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

三、修谱的义例
　　所谓“义例”，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指导思想。家谱能不能起到维系家族制度的作用，关键在于遵循什么义例去修纂。如果指导思想不明确，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又写了，或者兼收并蓄，有文必录，非但不能巩固家族统治，还会适得其反，削弱和涣散家族制度。修撰家谱的最基本的义例是什么？就是“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两句话。这是近代封建家谱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则。一是扬善，只写好的甚至编造好的，“谱以正宗派，笃恩义，故独以书善也”（《嘉庆桐城黄氏宗谱》卷一《凡例》）。二是隐恶，不写坏的，祖先族人做了坏事，不准写进家谱，“凡有干谱例，当削不书，违者许房长（即族长）鸣祠处治”（《道光无为查林徐氏家谱》卷首载乾隆间订《规条》）。这就是说，家谱的编纂要歪曲事实，制造假象．欺骗和愚弄族众。所以在当时伪造事实、载入家谱，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有的家谱为了抬高家族的身世，硬去攀附与自己家族毫不相干的历史上名臣贤相，甚至根据戏曲、话本、小说和民间传说来编造家族的世系，以致漏洞百出，笑话连篇。清代著名史学家饯大昕曾尖锐批评这种现象说：“宋元之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足春］［马交］，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远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钱大昕《钜野姚氏宗谱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六）因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修的家谱，持别是那光宗耀祖的家族历史、祖宗功德、先人宦绩，其可靠程度是值得大大怀疑的。

四、家谱的保管
　　家谱刻印出来，要分发给族人保存，以备必要时查询，发挥它的作用。家谱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也有的家族规定推本房之贤能者为掌谱人。掌谱人领取、保管家谱时，要在族长处登记造册，注明所领家谱字号，这样便于检查家谱保存好坏，有无破损、失落现象，而且可以分清责任。一个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保管提出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版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得随意乱放，以致亵渎家谱。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谱不准鼠蚀虫蛀、污损油浸、腐败霉烂、遗失散落、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如果领谱人敢于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①。为掌握家谱的收藏、保管情况，家族每年要检查一次或数次，检查时，由领谱人携带原发字号的家谱，到祠堂集中，先由各领谱人相互检查，后由族长评判，保管好者表扬奖励，保管不善者批评处罚。
　　从湘潭陈氏和平越杨氏对家谱收藏的规定，可以看出家族对此的重视：“凡领谱者宜各什袭藏之，慎勿（希瓦）借。即被水火之灾，亦须急为搬出，以谱之重，无异于契券也。……议定三年一会，公同勘验，若有污秽、添改、散遗、鼠啮及以箱作别用者，重行责罚。”（《宣统湘潭白沙陈氏支谱》卷首《家规》）
　　“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见谱即见祖、父也，理宜敬谨收藏，毋得亵渎。莫如用木匣装载，置于香火之上，或藏之书室之中，每逢伏日晒晾，勿使少有蛀烂，所以妥先灵，垂久远也。岁时祭祀之日，各带原本，到祠会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坏字迹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饬，并凭众罚银三两，归入祠内，以作后日修谱之贽，搞者不得与祭。更有不肖子孙，鬻谱卖宗，或誊写原本，瞒众觅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乱支派者，众共黜之，不许入祠。”（《咸丰平越杨氏重修小宗祠谱》卷十《原刊条规》）

五、家谱对于维系近代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谱的作用，在于防止因年代久远或异姓及同姓异族者迁入本村而造成家族血缘关系的混乱，从而达到“收族”的目的。因此，家谱首先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家族既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那么族人在家族中与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血缘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一般说来，在三四代以内，谁是谁的父祖，谁是谁的子孙，人们是不会搞混的。但是时间一久，族大人多，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不容易记得很准确。加上族众中有过继族人子为嗣者，有养异姓儿为子者，有随妻带来异姓子者，有不同家族的同姓迁居本村者，时间—长，就会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本家族的人。而这些情况在家谱的世系图表上一查就着，就可以据此确定族众的地位，赈济贫困族众，解决世系纠纷，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
　　其次，家谱是地主阶级、封建家族势力向族人灌输宗法思想的工具或课本。灌输的方法主要是祠堂读谱。通过祠堂读谱这种家族的重大活动和盛大典礼，使宗法思想和家族观念在族众的思想上扎下根来，达到团聚族人的目的。
　　再次，家谱还是家族势力惩罚族人的一种工具。在封建家族制度盛行的农村，族人的名字列进了家谱，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不准入谱或削去谱名，在人们的观念上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封建家族势力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观念，把不入谱和削谱作为随意处罚族人的手段。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为窃、玷辱家声、逆伦伤化者，一慨不准入谱，如果在修谱之后发现了这些“罪名”。还要从家谱上削去名字，严重的株连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也不准上谱。家族势力还往往罗织罪名，用削籍惩罚不听话的族众，达到巩固家族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