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与家谱：派行与取名

        取名是一种艺术，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名的方法五花八门，异彩纷呈。排行取名是其中的一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用伯仲叔季取名就已经盛行。魏晋以后，一个家族同一辈分的子弟就很讲究以命名表示同辈的血缘关系。一是在兄弟辈分二字名中用同一个字，顾炎武的《日知录》云：“兄弟二名而用同一字者，世谓之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义真之类。”三国魏夏侯渊有五子，名与字为：夏侯和字义权，霸字仲权，称字叔权，威字季权，武字稚权。南北朝梁简文帝诸子的名与字是：大器字仁宗，大心字仁恕，大款字仁师，大临字仁宜，大连字仁靖等。二是单字名用同一偏旁字。如唐代宗20个儿子，以单字名均以“辶”为旁，如适、迥、遐等，无一例外。唐代重臣郭子仪有8个儿子，名字是曜、旰、晞、咄、晤、暖、曙、映。三是以数字命名，唐代盛行以数字排行和所任官职称呼一个人。白居易有一首诗，标题是《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卿、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元九侍卿指元稹，李十一指李建，崔二十二指崔韶，韦大指韦处厚，庾三十二指庾敬林，杜十四指杜元颖，李二十指李绅，窦七指窦巩。数字排行名称并不是指同胞兄弟而言，而指同一曾祖母所出之族兄弟排行，这种排行法也适用女子，例如杜十娘等。除此之外，以同一义类的字表明兄弟排行的。如唐代吕渭有4个儿子，分别命名为温、良、俭、让。从字形上看，这4个字互不相干，但因出于《论语·学而》的“夫子温、良、恭、俭、让”这句话，含意隽永。很显然，这种排行取名并不能解决家族内部成员上下左右的辈分纵横关系，只是到了明初以后逐渐时兴起来的用派行取名，上至皇室贵胄，下至黎民百姓，都采用派行取名，才从真正意义上理顺了家族内部成员之问的辈分关系，有别于长幼尊卑，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度。所谓派行，也可以叫辈行、辈分、班行等，是某一家族在修家谱时，预先选定一些字，这些被选用的字都是能表达美好愿望的字，字选吉祥，词征富丽，如五世其昌、光宗耀祖、龙凤呈祥、紫气东来、诗礼传家、万世流芳等等，把这些选用的字用四言、五言、七言一句连贯起来，谓之派语，或叫班行诗、字辈语。派语要载人家谱，具有宗法的权威性和历史的连续性。俗曰：“派为谱之纲也，辑谱定派则大纲既举，万目斯张。”族人在取派名或叫谱名时，必须严格按辈分高低依次选取派语中相应字辈的字，或放在双名的中问，或放在后面。派行取名，据说源于明朝开国君王朱元璋。朱元璋登上大明皇帝宝座之后，自然妻妾成群，儿女众多。他有24个儿子，朱皇帝考虑到随着子孙的繁衍离散，可能会名字重复，出现亲疏不分、昭穆难辨的现象。于是亲自为子孙制定了取名命字的方法和原则。他为24个儿子的后代世系，各拟定了20个字，每个字一代。凡子孙初生，由宗人府依据世次顺序取名。双名中的前一个字即太祖所取，后一个字必须是以五行做偏旁的字，取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道理。如朱元璋为其第18个儿子朱楩的后代选定的派语为：徽音膺彦誉，定斡企禋雍，崇理原谘访，宽镕喜贲从。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岷庄王朱椴的第十八世孙，堂兄弟有镕城、镕增、镕堑、镕坚、镕墨、镕垒、镕在、镕垂、镕培、镕竟、镕墩、镕圻、镕踌、镕垠、镕瑾等，“镕”字是钦定的派行字，后一个字都是以“土”字作偏旁，意为土生金之义。此后，按派行字取名，从皇室扩展到民间，逐步形成了一种取名命字的制度。以至于这种取名方法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人人心，它既可以解决家族成员之间横的关系，也可以明晰纵的脉络，对明长幼，别婚姻有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某种内在的凝聚力量。如孔子家族，世称天下第一家族，历来为封建统治者所看重。明代朱元璋皇帝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为孔氏家族第五十六代孙起钦定十个派行字：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在取名时，“言”是作为偏旁部首。清代高宗皇帝在乾隆五年(1740)又御赐“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字；道光十九年(1839)又钦赐“令德维(祗)垂佑，钦绍念显扬”。1920年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在前30字后续20字，并经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批准各省县遵照执行：建道敦(教)安定，懋修肇益(彝)常，裕(蔚)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孟子、颜回、曾参的后裔所用的派语和孔氏家族相同，也是清朝皇帝钦赐的。例如，晚清大儒曾国藩，谱(派)名传豫，“传”字辈。但孔氏家族因“天下无二孔”而做到了完全意义上的全国统一，而曾氏家族却未能做到全国统一，有些地方的曾氏家族的派语是自订的。
　    在家族按派行取名时，一般只限于男子，女子是不入家谱的。只是到了民国后期，有些比较开明的家族允许不字(指不出嫁)的女子，经族人认定有承嗣权者才按派行提名入谱，至于已字的妇女是绝对不可能提行人谱的。
　    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除了少数农村外，用派行取名逐渐走向消失，因为派行取名的依据是家谱，家谱作为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遭到焚毁，修谱活动已经停止。而到了80年代，一些农村又开始了修新谱，随之用派行取名也时兴起来。但可以预料，因人们所依赖的社会环境日益变化，思想观念新陈代谢，按派行取名很难沿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