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霜叶·红棉——回眸三十五年从业路》——黄昕（撰）

 

黄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广州510421)

 

回顾，

不是孤芳自赏的怀旧，

而是一种折射出理性之光的反思。

敢于回顾是自信，

善于回顾是超越。

人需要回顾

需要在自信与超越中奋然前行。

————题记

 

1962年，我以优异的高考成绩成为那一年武汉大学的文科新生“状元”，被录取到图书馆学系学习。当那张纸质粗糙、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情与厚望的录取通知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已清醒地意识到，那从童年时代就憧憬着的当一名作家或一名记者或一名翻译家的美梦已被我的高考第四志愿所“击碎”，必须直面漫漫人生路上的另一个“坐标”——图书馆员。怀着略带惆怅的兴奋，我奔赴珞珈山，走进了缤纷的樱花园。

三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美梦”与现实确实相距甚远。然而，正如希腊神话中大力神安泰从半空中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一样，知识宝库图书馆这块神奇的沃土，却让我在从业路上体味到更多的酸甜苦辣，深谙“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

1966年大学毕业。留校“文革”一年后，我和同窗好友邱昶（后来成为我的丈夫）一同被分配到湖南省图书馆，再经过两年多的下放农村劳动锻炼，1971年7月，我们被衡阳市革命委员会文化系统的领导选中，调入该市图书馆工作。

衡阳市图书馆是湖南公共图书馆系统中仅次于省馆的第二大馆。经过文革造反赤潮的“洗礼”，当时的景况已全然没有了一点文化单位的气息：本来就十分简陋而破旧的馆舍一半被人防工程指挥部占用，书架被挪去堆放水泥、工具和杂物，目录卡片荡然无存，40多万册藏书像垃圾一样乱堆在几间房子的地上。整个图书馆尘封锈锁，破柜中几本经典著作积满灰尘，到处可见蜘蛛网在风中颤抖。

情况与我们的想象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办?当时的我们毕竟是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虽为“臭老九”，思想却很单纯:对环境、条件的优劣以及个人待遇的高低根本没有半点要求和考虑，一心只想能尽快开始真正的工作，因此，惊讶与意外只困扰了我们一瞬间，随即便心境开朗地进入了角色：老邱负责组建辅导工作，而我干采分编。

专业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衡阳市图书馆一干就是9年。那是艰苦创业重建一个中型公共馆的9年，也是我的专业工作打下扎实基础的9年。我们拖着胶皮轮大板车去买书，回来分编、加工，14万册新书本本经过我的手反复摩挲后入库；从“零”开始重新建立目录体系，制订分编工作细则，从头规范采编工作。我还带了10多名徒弟：新调入的同事，还有一名副馆长都来采编室进行“上岗培训”，我给他们讲授图书馆工作的入门知识，手把手传授分编原理和方法，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就着3分钱一碗的南瓜汤或5分钱一碟的酸菜辣椒炒油渣下饭；冬夜踏着积雪顶着寒风去上班，伴着烧开水的小藕煤炉取暖。白天工作，晚上上班或政治学习，周六、周日还要加班作“贡献”。超负荷的运作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我患上眩晕症，发病时头晕呕吐，头痛欲裂，天旋地转，不能起床，一旦略为平静又马上投入工作。一切都可以用“艰苦奋斗”来形容，一切也只有靠“艰苦奋斗”去实现。就这样，我们和全馆同仁一道，硬是在当时的衡阳市图书馆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文革中下架的40万册藏书全部进行了清理，开放借书，恢复阅览，成为当时全省最早重新开放的公共馆。为此，湖南省馆、长沙、株洲、湘潭、邵阳等市、县馆先后来参观，广东省馆辅导部率市、县馆前来交流，常州市馆也不远千里上门“取经”。与此同时，辅导部的工作也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一批又一批基层图书室在市区和郊区的工厂、农村、街道、学校建立，大批专职的和兼职的图书管理员急待接受培训。1972年衡阳市图书馆辅导部又率先办起了基层图书管理员培训班，邀请我担任专业课教师。

大学教材不适用，我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适用于基层图书管理工作的教材。专业知识不能少，但必须深入浅出，重在实用，还必须根据当时群众文化工作的形势和特点增加图书宣传工作的内容。我和老邱及辅导部的同志共同研究，采用一套生动活泼的“综合教学法”(这当然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名字)：除听课外，在教学过程中穿插安排参观、实习、讲评、讨论等环节。由于对学习内容听得明白、理解透彻、印象深刻，绝大部分学员都能取得优秀成绩并能在工作中学以致用。培训班每年举办2期，8年中一共办了16期，培训管理员400多名，大大推进了衡阳市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当时的学员中有相当一部分由管书、爱书而激发了读书的热情，立下终生治学不怠的志向。有的在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有的坚持自学成才。不少人后来成为作家、成为名记者，成为优秀教师、优秀企业家，还有的走上了省、市图书馆领导岗位。许多年后见面时，他们仍热情而谦逊地称呼我们为“老师”。念念不忘当年在培训班学习时的情景，感谢我们教给了他们学习知识、积累知识的方法，帮助他们找准了人生道路的起跑点。而我亦从“老师”这一崇高的称呼中，从那永不褪色的“师生”情谊中，找回了当年那充满激情、熊熊燃烧的青春。丰收的喜悦令人陶醉!

1980年5月，我和邱昶调入湖南省出版局资料室，又回到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长沙，我亲爱的故乡。相对清贫的图书馆而言，出版部门的条件好多了。有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们是从糠箩跳到米箩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人心振奋，知识分子头上那顶“臭老九”的帽子去掉了，聪明才智得到了释放。湖南省出版局以局长、党组书记胡真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重视知识、尊重人才、敢于开拓创新，又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为湖南出版业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宽松氛围，事业发展的势头非常好。我庆幸自己能跳进这个米箩，同时心中也总萦绕着一个念头：自己要为米萝的丰盈多做点什么呢?图书馆学专业大学生进入出版单位资料室工作，我们可是全国首例啊!

唯楚有才，湘版书香。当时的湖南出版界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是名列前茅的，那么，把湖南出版业的图书资料工作办出风格、办出水平，应是我们八十年代新的奋斗目标，工作重心就定位在为编辑工作服务上。我们要让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在湖南出版工作中再次放出异彩。

从此，我们以资料室为家，夜以继日。分析目录建立起来，各类工具书大量购入，有史以来堆积在库房的湘版样书被彻底清理并建立了书名目录和著者参照，无所不涉的编辑咨询工作迅速纳入了科学运行的轨道，而且对于紧急需求能基本做到立马可待。出版业的编书出书较之于图书馆的管书用书来说，对社会发展的敏感性要求更高，精神产品的生产，不仅要注重社会效益，还要重视和追求经济效益。当我们从图书馆人开始向图书、出版两栖人发生角色转换时，更进一步意识到应主动介入编辑出版过程，成为编辑工作的耳目和参谋。于是，我们开始收集一切可作为出版工作参考的信息资料：上至中央精神，下至社会热点，海内外及港澳台同行的动态和社会各界对湘版图书的评介，选中了为湖南出版业的发展推波助澜的切入点。

我们把整理出来的第一份信息资料定名为“图书资料参考”，以活页油印的形式送到了局、社决策人物的案头，接着每月都有精选的最新信息报道。篇幅不大却帮助领导们把视野扩展得很宽、很远。这份包容着大乾坤的小东西很快受到大家的关注，编辑、发行人员、书店经理纷纷找上门来。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位颇有名气的大编辑还特地刻了一枚“图书资料参考”的大印章送给我们。盖上这个鲜红的大方印，这份小小的油印资料有了一个醒目而漂亮的刊头，更加惹人喜爱。“图书资料参考”编印了三年多，其间，老邱调去编辑部当编辑，由我继续编发，直到局里成立情报资料室，才让位于在此基础上派生的新的情报信息刊物。

1984年，全国首家处一级的出版情报机构——湖南出版局情报资料室成立，下设两个科级机构：资料室和情报室。情报信息工作扩大了，加强了。我的工作重点也由图书资料转向出版信息的调研，并负责两刊一报.“出版信息”、“湘版书情剪辑”、“新书报”的编辑工作。专业生涯从此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版信息”每月2期，铅印出版，刊出海内外出版动态；“湘版书情剪辑”汇编湘版书评、书讯，复印成册，每月1期;“新书报”由16个省、市出版局联办，轮流担任责任编辑，对开大报，每期8版，邮局公开发行。我担任湖南省的责任编辑。该报报道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在内的16省、市的新书出版动态并以大量篇幅刊登书讯、书评。从1984到1988四年中，我主编两刊一报，撰写、编发出版信息、书评、报道数百万字。这些文字和资料成为出版研究的参考，亦成为评议出版社和出版人的重要依据之一。

湖南的出版信息工作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第四届全国出版信息内刊工作会议上，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伍杰同志的充分肯定，我代表湖南出版局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我们的“出版信息”是全国最早推出的，随之各省、市出版局都纷纷办起了同类刊物，建立了同类机构。出版信息工作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1985年，长沙大学秘书专业2名毕业生来情报资料室实习；南开大学中文系86届编辑专业的部分毕业生也来到湖南实习，考察、总结出版信息参考工作。我都荣幸地担任了他们的指导老师。除主编两刊一报外，我还经常外出开会，采访，参观，交流，多次在省内外参与组织湘版新书发布会、湘版图书系列宣传活动，写出了10多篇长篇专题报告。

出版情报调研和信息编辑工作时效性强，文字处理要求严格，加班、熬夜是常事，还要经常出差，不论酷暑寒冬，说走就走，因此工作比较辛苦。但我非常喜爱这一行。它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极富挑战性和成就感。它使我走出家门，看到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看到山外青山、天外蓝天何等的高深莫测，它激发我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永远都不停顿和自满。特别在1985年秋，我被抽调参加电视专题片5洛阳纸贵潇湘书6的摄制。这部专题片是在湖南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由省出版局和省电视台共同承担，为湘版书参加首届香港书市而专门制作的。摄制组到北京、上海拜访了周谷城、于光远、肖乾、李锐、蔡尚思等著名湘籍学者。我亦随之目睹了学者们的风采，聆听了他们对文化宣传、国民教育和出版工作的精辟见解，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回长沙后，我还写了“拜会周谷城先生”和“洛阳纸贵潇湘书拍摄散记”两篇文章，分别在《长沙日报》和《湖南出版工作》发表。

我在湖南出版局工作了整8年。这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这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晋升了副研究馆员专业技术职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使我从唯成份论的沉重阴影中解放出来。我非常感谢湖南出版局的领导和一大批老同志。他们在政治上关心我，在业务上指导我，正是这一份厚望，这一份严格要求，使我得以迅速提高，更趋成熟，才干全面增长，为我后来的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1988年，正值木棉盛开、满城一片朱霞的时节，我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调入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学校领导和两位馆领导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情而诚挚的欢迎，那份信任令人感动。他们对学院图书馆有了第一位高级专业技术干部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我也从他们满怀希冀的目光中体会到了肩上责任的份量。

我着手熟悉一切，利用一切机会对馆情和校情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调研：访谈、听课、浏览各种业务资料，出席各类教学科研工作会议，终于找到了创立新工作体系的突破口——抓专题文献资源开发、主动为师生提供专业文献信息服务。

那一年3月，我策划并组织编制“对外经贸报刊资料专题表”（以下简称“专题表”），接着建立起卡片式“对外经贸专题题录库”（以下简称“题录库”；6月，编辑出版了“对外经贸专题剪辑”（以下简称“剪辑”）第1辑：国际大循环，收入原文及编写文摘共20余篇。因为这是当时外贸经济研究的大热门话题，资料一印出即被一抢而空，在全学院引起热烈反响。以后我们坚持每学期出版3个专辑。陆续选编了几十个专题。1988年底，我们又推出了另一种检索刊物“对外经贸专题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每月1期，与“剪辑”形成一、二、三次文献的互补。与此同时，“对外经贸专题题录库”则以每年递增115万条信息的速度发展。1988年——1991年3年多的时间内，专题表、题录库、剪辑、索引逐步完善并积累，已形成为一个颇具规模、时效性与资料性兼备的文献资源开发项目，我们将它定名为“对外经贸专题文献开发与利用系列”（以下简称“系列”）。这个以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方法建设起来的项目确实为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当时外贸部属下的几所经贸高校的同行都前来参观、取经，北京、上海、湖南、四川一些研究生、大学生、教师、企业管理人员纷纷来人、来电或来函咨询或索取资料，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近20家企业和我馆签约，要求我们提供定题信息跟踪服务；“系列”成果随学院教授的讲学、出访远赴港澳、东南亚和欧美；在广东省的经贸研讨会上或企业策划的项目中也常常被决策者们摆上案头。1992年广东省召开全省外贸经济工作发展大型研讨会，省内外经济学家及有关部门的政府官员云集广州，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参与会议筹备并有多位专家出席。一直十分重视与支持图书馆工作的石畏三院长点名要我参加筹备会议，并指示图书馆要尽快为研讨会提供一批有参考价值的专题资料，为此，我们精选了60余篇文章及大量的观点摘录，提供了200多条文献索引，及时地满足了研讨会的需求，受到专家和学院领导的好评。

正由于“系列”的价值确实存在于学校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1992年在广州外贸学院首次优秀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荣获一等奖；1993年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索引”还于1990年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图书馆学科研成果奖”。1995年7月，在广东省高校图书馆系统三项评估中，广州外贸学院图书馆被评为情报服务先进单位。1996年1月，在全省高校图书馆馆长会议上，我还曾就高校图书馆如何开展情报服务问题作过专题发言。

情报服务的开展，有力地带动了全馆业务建设：1990年由我担纲开设了5经济文献检索与利用6选修课，编写了教材、教学指导书，录制了电视教学片，建立了综合题库；图书馆建立了馆藏书目数据库，实现了采编、流通电脑管理，举办了“教师赠书展览”及形式多样的图书宣传活动。每个学期我们都有新的服务项目献给读者。同时，馆内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迅速成长，形成一支骨干力量。图书馆出了成果，出了人才，出了效益，成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连年获得广东省和本校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先进部门工会等各类荣誉称号。在与广州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合并时，广州外贸学院图书馆已成为广东省高校系统一所颇具特色、颇有影响的图书馆。能为这个集体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辜负学院领导和图书馆前任馆长的重托，对此我自己是感到比较欣慰的。

1995年8月，在全国高等教育深化体制改革的热潮中，广州外贸学院与广州外国语学院合并，组建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997年5月，我受聘为研究馆员，7月出任新大学图书馆第二任馆长。1998、1999年，原两校图书馆实施了实质性合并。现在，新大学图书馆正在筹建24000平方米的新馆舍。我相信，随着一所全新的现代化图书馆的出现，不久的将来，具有全新理念的广外大图书馆人必将迎来图书馆更广阔的大发展时期。

从业三十五年，我一直没有停过手中的笔，除了大量结合工作任务写下的文章、编辑出版的刊物以及教材外，还公开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出版了两本专著。现择要述之如次:

1979年底，邱昶和我合作写出了“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一文，刊于《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现更名为5中国图书馆学报6）1980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关注并轰动一时。日本图书馆学刊物还曾作过报道。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中央电视大学图书情报专业参考书目，并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图书馆学优秀论文奖”。

1982年6月，邱昶和我合著了《图书馆，知识的宝库》一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被评为湖南省图书馆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80年代初期，由邱昶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我为第一作者，和程亚男合著了《读书漫话》一书，于1984年3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选入“1984—1985年度全国职工读书活动推荐书目”，“中国出版年鉴”，在“优秀新书推荐”栏目进行介绍，此书1986年还获得湖南省图书馆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90年代，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也拍打着图书馆这片宁静的港湾。这时我已走上图书馆领导岗位，深化改革的课题随之进入了我的思维领域。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有多篇涉及变革与发展的主题，如“努力营造高校图书馆的系统工程”、“对外经贸文献资源开发与利用系列”启示录、“思辨与思变”、“经济大潮中高校图书馆改革随想录”、“走内涵发展之路——关于缓解购书经费不足的思考”、“现代与传统的交融——广东省高校图书馆代表团赴港考察札记”等。这些文章有的被“中国图书情报工作文库”、“现代论文选”收录，有的被评为“八五优秀科研成果”，有的获得广州市优秀论文一等奖。

1995年9至11月，我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学会通过省学会布置的一项光荣任务——为62届国际图联大会（IFLA）撰写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论文：“她们擎起图书馆事业半边天——中国女性图书馆员的现状与未来”，获国际图联总部学术部评审通过，入选为“妇女问题”专题圆桌会议的宣读论文。1996年62届国际图联大会在我国北京隆重召开，8月27日上午，我登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坛，心中充满激动和自豪：中国女性图书馆员擎起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半边天，她们在图书馆界领导岗位、教学科研战线及广大读者服务的第一线辛勤地工作，默默地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着“女娲补天”——服务育人的骄人奇迹，我为同行姊妹们骄傲!我的文章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光荣的事实。同时我也看到，在时代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女性图书馆员也面临着不断完善自我的问题，忧患意识使我发自内心地呐喊：姊妹们，时不我待!千万不可忘记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啊!图书馆事业是推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事业，全社会为了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应该都来关心女性图书馆员的成长!文章宣读后，与会的国内外代表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自日本、美国和非洲的几位女学者和图书馆学教育家即席提出建议，希望IFLA能专门召开研究女性图书馆员教育问题的大会。她们认为，这个问题对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太重要了!我有幸成为这个专题会议的唯一的中国论文作者代表，向全世界的同行们一展中国女图书馆工作者的精神风貌。这篇论文后来被俄罗斯专业文摘报道，还被广东省图书馆学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35年来，我获得过多种荣誉：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科研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学会工作积极分子、工会工作积极分子，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挫折，但我始终恪守“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的信条，严格自律、乐观自信。敬业勤业，忠于职守，积极坦诚地去做我应该做的一切，并以爱心和热忱去帮助那些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帮助的一切人。我深知，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永远都是有限的，行动与宣言也总会有距离，因此，我严格遵循“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原则，时刻提醒自己：在人生答卷上，只允许留下清晰而准确的文字，决不能涂上污点，决不能辜负每一位亲切地注视我前进的人。的确，我能稳步走到今天，除了组织和领导的关怀，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成绩都与亲友、师长的关爱密不可分。当我考取图书馆学系而有些许抱憾之际，第一个热情支持、鼓励我的，是我亲爱的大姨妈、杨开慧烈士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先生。她忠贞不贰的品格和执著追求的敬业精神成为我一生的楷模；我的外公、湖南大学教授李肖聃先生，我的母亲，曾任马来西亚吉隆坡坤成女校（华侨中学）校长（1930年任），终身执教于中学英语讲坛的李仲思先生，家学渊源，使我从小深受熏陶，特别是他们重义轻利、一以贯之、自强不息、不媚不俗的操行，成为我一生做人做事的准绳；我的小舅母聂锡恩是文华图专本科17届的毕业生，是我国图书馆学泰斗沈祖荣先生的高足，现为美国加州斯坦佛大学图书馆的高级馆员。是她使我从小对“图书馆学”一词耳熟能详，是她使我坚定了图书馆学的专业思想并热切鼓励我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领域里一展抱负；而我的哥哥黄子政，这位18岁即走上海洋测量技术工作岗位的高级工程师，当年工资菲薄，却毫不犹豫地热情资助我完成大学学业，使我得以奠定了一生专业学识的基础；忘不了的珞珈山众师友中最令我崇敬的彭斐章教授，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诲人不倦的师德，无不在“桃李不言”之中使我如沐春风，受益匪浅；还有我的丈夫和孩子们，时时刻刻关心着我。那一句句提醒，一声声问候，无不在温馨的信息中传递着浓浓亲情，那无形而有力的支持，增添着我的快乐，分担着我的愁烦。

 樱花·霜叶·红棉，回眸悠悠从业路，是她们灿烂而朴实的美丽，辉映着我的理想；是她们蓬勃而淡定的气质，引领着我的人生。展望未来，雄关漫道其修远！她们的执著与永恒，将不断地激励我从零开始，振奋精神，努力向前……

 

  黄昕（1943-），原名孝文，湖南宁乡人，系湖南宁乡泉塘黄氏显倡支“教”字辈族人，1958-1961年就读长沙一中高51班，1961年入武汉大学。先后在湖南省图书馆、衡阳市图书馆、湖南省出版局、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工作。研究馆员，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馆长、广州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图书馆学会资深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被誉为广东图书馆界“女中三杰”之一，是我国女性图书馆员队伍中的佼佼者。现退休，居广州。

        附注：李肖聃（1881—1953）原名犹龙，字肖聃，后以字行。别号西堂，又有星庐、桐园、亟斋、灵岩、天武等笔名（李淑一是其长女，长子李叔安、次子李季钧，长女李淑一、次女李仲思、三女李季明、四女李季谋都曾就读于教会学校——湖南长沙私立福湘女中，季明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校医预科、北平协和医学院，后留校任小儿科医师，解放前任职华东军政卫生部副科长，后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讲师及儿科医院主治医师）。博学耿介，为众所钦。世居今湖南望城县白箬铺(明清时属善化县)。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戊戌政变这一年，他考取了秀才。1904年与扬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一道，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等大学。1911年归国，初居北京为各报馆撰文，1913年梁启超为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以先生为秘书，专司笔札。1917年返湘，任湖南大学教授，讲授儒家经籍、古文及文学史等课程，兼任省会中学国文讲席。抗战期间，一度出任迁湘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并兼任湖南私立厚生会计学校国文教师。以后仍回湖南大学任教。1947年，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成立，先生任《艺文志》的编纂委员，撰有介绍湘人著作的文章26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著有《湘学略》、《麓西杂志》、《星庐笔记》、《中国文学史》等。

1947年李肖聃、李澄宇、王啸苏等14位潇湘名人“雅集”于长沙

    附：李仲思《苏幕遮雨后》：艳阳天，新雨后；莺啭莎亭，莺啭莎亭柳。沼上微凉侵欲透；水面迎风，水面迎风皱。　　惯伤情，兼病酒；人比黄花，人比黄花瘦。底事流连三径久？恐怕春分，恐怕春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