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溪黄氏黄笃瓒——晚清“湘潭三才子”之一

     赵启霖、黄笃瓒、孙文昺，这三个湘潭人，生活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年龄相差无几，又同在岳麓书院读书，感情甚笃，幼时有慧名，入仕后有官声，学术造诣亦很高，被后人称之为“湘潭三才子”。三才子首推赵启霖，他的生平事迹已经被史学界所熟知，无须专题赘述。黄笃瓒、孙文昺二人则罕见于史籍，难以考证。笔者多年前就开始留意黄、孙二人，但收获甚微。现只能根据掌握的不多资料，从中管窥一二，以期抛砖引玉，拂去他们身上的历史尘埃。

黄笃瓒生平考略

     据唐弦所著《湘潭历史文化名人——黎锦晖》介绍：“黄笃瓒（1862~1922），湘潭县藕灵乡人（今株洲县群丰乡长岭成山冲），号俯山，幼称神童，十岁丧父，十六岁中秀才，弱冠中举，曾任山东济南府同知、东昌府知府、曹州府知府，位居三品。”

     据民国2年《湘潭菱子塘黄氏爱东支谱》（思孝堂，4卷）记载，笃瓒，字彝辅，一字俯山，同治十月初四辰时生。

    站长注：据民国菱谿黄氏族谱记载：黄笃瓒，字俯山，一字根晦，系出湘潭菱溪黄氏（又名湘潭红花山黄氏）第十六世，同治元年壬戌（1862）十月初四生，民国十年辛酉（1921）二月二十九日没，寿六十，葬湘潭县十三都五甲成山冲。曾祖本东，祖艺元（县学增生），父远積（同治壬戌恩科举人，刑部主事），母李氏（同邑名孝廉昌平女）。配陈氏，生守臧，直隶候补知县；守中，太学生；守京，湖南桂阳茶陵审判厅长；守中，没。侧室王氏，生子守毅，殇；守正。生女季徽，适同邑秦比元；季薇，适匡光鹗。孙六：纲立、纲永、纲式（出嗣守中）、纲介、纲强、纲彦。女孙四人。菱溪，在今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

     该书还对黄笃瓒的父亲进行了介绍，说“黎氏八骏”的外祖父叫黄远积（1838~1872），字仲容，一字恺卿，行第九，清同治壬戌恩科举人，官刑部主事，乡间称“第九举人”。黄远积生有三子四女，三女黄赓（1870年-1944年）嫁黎松庵，是“黎氏八骏”的母亲。“黎氏八骏”二舅黄笃瓒与赵启霖、孙文昺称“湘潭三才子”。三舅黄笃瑁、清国子监生，其长女黄鹤寿嫁黎锦熙，亲上加亲。二女敬常嫁湘潭市霞城乡人孙克基（后开设产妇医院）。黄远积的子辈中频出举人，在孙辈中也出了好几位博士。因此，成山冲至今仍流传着一首民谣：“成山冲成山冲，头上顶的举人，怀里抱的举人，胯下夹的举人。”这是一种打趣的说法，意思是祖上有举人，手上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举人，还有将要出生的人也会成为举人。

     唐弦说黄笃瓒“弱冠中举”。男人二十岁左右称为“弱冠”。弱冠是个概数，具体到底是哪年？从赵启霖《瀞园集》里可以找到答案。《瀞园集》有《喜黄俯山同年解官归》一诗，从该诗的诗题就可以看出端倪。“同年”一般是指科举考试同榜录取者之间的互称。据赵启霖《瀞园自述》，他是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乡试第三名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第五十四名进士。黄笃瓒没中过进士。那么他与赵启霖 “同年”只能是1885年中举。赵启霖出生于1859年，黄笃瓒出生于1862年，光绪十一年（1885）时黄笃瓒二十三岁。

    乡试中举后一般都会参加会试、考进士。黄笃瓒一生都未考中进士，他是由举人做官的。那么他做官是在什么时期，做的什么官？据《瀞园自述》载：“丁酉（1897）三十九岁，在京住湘潭馆，与黄俯山内翰朝夕同餐。”内翰为内阁中书的别称，一般由进士担任，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也可由举人考授，或由特赐，经过一定的年限，可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或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光绪二十三年（1897）黄笃瓒仍在做京官。据《瀞园集·黄俯山太守》称：“甫馆举于乡，乍若千镆淬。高步踏天衢，老宿见之愧。儤（古代官吏值班人）值纶阁静，折卷仍不废……”这首五言长诗叙述的是赵启霖与黄笃瓒的生平，从诗中可以看出，黄笃瓒在中举之后并未像赵启霖一样马上去外县当训导，而是直接到了内阁，否则赵启霖在诗中会有记载。在中举与充当内阁中书之间，黄笃瓒当然还会参加会试，至于参加几次，无法考证。

    另外，晚清名医许恩普在《许氏医案》中对黄笃瓒也有记载：

    “余往京十年，来往诊视名公巨卿随手而愈者，以举其人焉。周锡恩，太史陈梅初，侍读吴祖农，太史冯孟华，探花蒯礼卿......中书黄笃瓒，中书朱梦霆，中书潜彝帆，中书林右臣，中书丁衡甫，吏部丁锡丞，吏部朱古科。”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戊戌变法”那一年，光绪帝号召司员士民上书，广泛听取官员和士子的意见，黄笃瓒也上了条陈，该条陈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0~153页中可以找到。此时，黄笃瓒的官衔是“山东截取补用同知”。该书还记录了收到条陈的日子为八月十八日，条陈由山东巡抚张汝梅代奏。在黄笃瓒所上条陈中，有两项涉及到了军事改革。其一是废武科。此时正值武科改革，原来的举石、射箭拟改为试洋枪洋炮，而如何控制民间的枪炮又成了难题。黄笃瓒认为，清朝以武功开国，本不靠武科为之鼓励，泰西各国也无武科之名；由此请将武科即行停止。其二是兵勇合一。当时清朝的军队大体分为两种，一是原额的绿营额兵及各级军官，一是由湘、淮军演变而来的勇营。由此黄笃瓒提出兵勇合一，将额兵及官缺并入勇营，一体训练洋操。应当说，这两项改革都具有实际意义，黄笃瓒对此条陈也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由于按条陈所述进行军队改革会引起很大的麻烦，最终未被采纳。

    原本以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黄笃瓒就已经是同知，其实不是。据《缙绅录的传记史料》载：“（简缺）同知黄笃瓒，湖南湘潭人，举人，二十五年九月补。”“简缺”是指职务较简单、低级的官缺。也就是说，黄笃瓒一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才实授山东济南府同知。“截取”是清代文官制度对于举人出身的官员的一种遴选制度，规定中举后，由本省督抚给资赴部候选知县、教职。二十四年黄笃瓒只是候补山东同知。若为实授则官衔应具体到某州或某府，如他后来所任的“山东济南府同知”。

    光绪三十三年（1907），黄笃瓒为山东济南府同知兼署平阴县县事，主修了《平阴县乡土志》，并作序：

    光绪丁未，笃瓒摄令平阴，承学使者檄修乡土志，爰延邑人朱优贡名焯任搜辑，而缀书其端曰乡土志。兹作，盖欲周知民隐，纪纲宪政，即周官“土训”、“形方”之遗意也。泰安七属，平阴最褊小，绝长补短裁五十里耳。地境夹河南北，南多山石，童岗起伏，居民杂垦其中，所居之室率垒石为之。北多沙碱，河堤卑薄，倚民埝为固，每岁伏秋集民夫防护，为汛地约四十里而弱。县治当南岸，距河三四里。自河身日高，濒河之民为闸以御水，七八月之雨，集山水内注者不得出，河水外溢者复虑其入，常惴惴然，以故附城西北之地每不得耕种。近十数年来，海禁大开，山东州县风气皆大异。曩昔，独平邑瘠苦，无殷商远贾，士民朴厚，鲜嚣陵之习。然其敝也，见小而畏葸。里中一二桀黠之徒，得因事苛敛，以自便其私。令斯土者，又皆以速代为幸，盖亦不胜其困矣！周官为制治之书，而六职所载，凡民间之至纤至迹无不备具。今世公卿大夫，身处堂奥之上，瞠目抵掌，朝建一谋曰某政当兴，夕发一议曰某法当变，传符之下急如星火，纷逾牛毛。究其归宿，通都大邑，多不免隔阂难行，遑论荒僻哉！大易之言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谨依所颁条例，于《政绩》之后，盖以《职官》而略著其禄糈之数；于《户口》之后，盖以《赋税》而粗志其岁入之经；佐治之员、乡里之官能设与否可考而知也，则庶乎谈宪政者之一助云尔。

                                                 济南府同知署县事黄笃瓒

    黄笃瓒序言阐明了修志的目的，就是要让上级官吏了解平阴乡土状况，警告为政者不要随性变革，不能随意加赋。黄笃瓒是一位为百姓着想的地方官。

    一年后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黄笃瓒升任东昌府知府（今山东聊城地区）。有《聊城地区志·大事记》的记载为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Δ 湖南湘潭人黄笃瓒任东昌府知府。

    宣统元年（1909），黄笃瓒的职务为济南府同知署理东昌府知府。《清实录·宣统朝政纪之十五》有记录：

    “谕内阁、袁树勋奏、分别举劾属员一摺。山东济南府知府张学华、署东昌府知府济南府同知黄笃瓒、济甯直隶州知州丁兆德、准补郯城县知县贾景德、署黄县知县补用知县武晰、试用知县卢士棻、既据该抚胪陈政迹。均著传旨嘉奖。”

    袁树勋（湘潭人）是当时的山东巡抚，他在保举和参劾属员的奏折中，保举了黄笃瓒。

    宣统二年（1910），黄笃瓒升任曹州府知府。曹州府即现今的山东菏泽地区，较比聊城地区富裕，属于要缺。

    《大清宣统政纪卷之五十》记载：宣统三年辛亥（1911）三月己亥朔，帝谕：

    云南大理府知府邹志清、云南临安府知府李世楷、贵州石阡府知府陈武纯、山东曹州府知府黄笃瓒、山东莱州府知府鲍祖恩、河南彰德府知府顾家相、均著开缺送部引见。

    至此，黄笃瓒为官的几个节点基本清楚。

孙文昺简历及其学术成就

    一、两份简历的比较。于孙文昺其人，笔者找到了两份资料，一份来自于湖南省图书馆对孙文昺的简介：孙文昺，字蔚粼，湘潭人（湘潭城区人），清光绪以孝廉官部曹。邃于经学，曾讲经京师大学堂。去而复来。民国后曾任湖南大学、孔道国学专修学校等校教授。蔚粼于国变后易名荀彪，不与人交往，著有《诸经论述》、《战国策补注》、《宋书校勘记》、《王志商存》二卷，1928年兴艺斋抄本。《孙文昺著作序言集》，孙鼎宜辑，抄本，藏湖南图书馆。

    另一份来自于《瀞园集·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君初名文昺，鼎革后，易名彪，晚号凡民，世为湘潭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代有潜德。君以光绪己丑(1889)乡举，纳资为度支部主事，任军饷科科长，摄通阜司副司长，加员外郎衔。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初二生，丙寅（1926）十一月十二卒，年六十八。”

    对照两份简历，不难发现，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省图书馆的资料偏重于对孙文昺学术成就的介绍，而墓志铭侧重于家世与经历的介绍。二者的介绍可以互补。

    关于孙文昺“民国后曾任湖南大学、孔道国学专修学校等校教授”事， 虽然湖南大学正式定名为1926年，但其前身在1903年即已由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故此任职是完全可能的。

    省图书馆资料中对于孙文昺的二弟孙文昱也有介绍，兹附记于此：

    孙文昱，字季虞，湘潭人，诸生。曾官江西候补州判。著有《周礼讲义》、《经学概论》、《文字声韵叙谱》一卷，民国铅印本；《小学初告》六卷，1926年湘潭孙氏家塾刻本；《四声切韵类表》一卷，1932年湘潭孙氏家塾刻本，民国湖南大学铅印本；《国学概论》，1928年铅印本；《湖南丛书》，孙文昱等辑，民国湖南丛书处刻本。

    二、“湘潭孙氏之学”的成就。对孙文昺的学术成就评价之高莫过于朱德裳。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孙蔚粼别传》一文中开篇就写道：

    先生讳文昺，字蔚粼，湖南湘潭人也。先世大富，至先生以学显。缪筱山（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谬言湖南无训诂考订之学，颇推叶郋园（即叶德辉），于先生未之知也。年三十举于乡。闱文出，人争颂之。所著《宋书考论》、《水经注札记》、《战国策札记》、《十七史商榷辩呓》、《湘潭王志商存》。

    孙家先世大富，而到孙文昺始以学显，可见孙文昺是孙家学术上的带头人，对于整个家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弟弟孙文昱、从兄孙楷、儿子孙鼎宜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被后人称为“湘潭孙氏之学”。

    著名古文献学家、中国古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所撰《湘贤亲炙录》记载：

    孙文昱先生，字季虞，湘潭人。其兄文昺，后改名彪，深于经史，清季尝讲学于京师大学堂，著有《宋书考论》；兄子鼎宜，自经史朴学外，尤精医理，著有《孙氏医学丛书》八种；从兄楷，清季举人，著有《秦会要》；故湘潭孙氏之学，素为湘人所推重。先生沉研经史，根柢深厚，于文字、声韵之学，尤为专精。自清季讲授于湖南高等学堂文科后，又任湖南大学教授，皆以小学为教。因门人请问者多，不胜其烦，乃撰述《小学初告》六卷以答之。首揭文字、声音、训诂纲领；次依六书分类以录许书常见之字；次采清代通人之论，而以己之所得于声韵者殿焉。舜徽初至长沙，即从先生受声韵学，师事之唯谨。先生精于辨声，推尊江氏《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诸书。又自为《四声切韵类表》，刻之以布于世。番禺陈澧作《切韵考》，寻其切语上字系联之，得清声二十一类，浊声十九类，共四十类。先生则谓细寻《广韵》，其一等二等韵及四等中之齐、荠、霁、先、铣、霰、屑、萧、筱、啸、青、迥、径、锡、添、忝、木忝、帖十八韵，所用切语上字，与馀韵不同。虽间有参错，而大较不混，此必非无故而然，实当分为五十一类。其切语上字之转相切者，亦本多不系联，陈氏皆据《广韵》“又音”而系联之，非也。因取《广韵》切语上字四百五十一字，分为五十一类，注其清浊，仍以三十六字母系之，以著《广韵》之声类，载其说于《小学初告》卷六。其后曾星笠先生亦言《广韵》切语当为五十一类，不知其尝参考先生之说否也。舜徽年十八时，尝依陈氏四十声类以读《广韵》，成《广韵谱》；后又从而条理之，成《切韵增加字略例》。质之先生，先生嘉许之。未几，舜徽北游，还乡后为中学师，每值休暇，辄往请益。先生诲人不倦，口虽微吃，而讲论自如。湘中诸老，论及经学、小学，咸推尊为老师祭酒。一星期中，惟赴岳麓山授课二日；馀则税驾长沙市内察院坡孔道学校。室中四壁皆书，惟雇一童以供炊爨，所居卑湿不顾也。先生又深通天文算法，有所撰述。舜徽得寓目者，惟《圜理括囊释术》而已，有自刻本。其于小学，闻尚有《文字声音叙谱》一稿，今不知所在矣。

    孙文昺的著述中，湘潭人最熟悉的应该是《湘潭王志商存》。该书是孙氏对王闿运纂编的光绪刊《湘潭县志》进行校勘考证的著作，校正舛错达百余处。早在王志刊行后的第三年，光绪十八年（1892）前后，孙、王二人曾就《湘潭县志》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探索。王闿运在志中说：“汉临湘县，自麓山上至涟口，下至买口；后立湘南，则上至耒口，下至涟口”。孙文昺订正说：“临湘湘南，汉志并列，‘后立’字可商。”诸如此类差错，孙氏一一予以校正。书稿传至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由其子孙鼎宜整理抄写成书，仍按王志篇目顺序逐条排列，计58页，23000余字，版心下端题：“兴艺斋丛钞”，卷末有孙鼎宜《湘潭王志商存序》一文，记载成书经过甚详，孙文昺引经据典，广徵博采，披览群书，对王志罗列的史事，进行反复论证，是研究光绪刊《湘潭县志》的专著，为参阅引用王志者不可忽视的善本。

    于孙文昺的诗词，笔者只看到两首。其一是赵启霖记录下的，“时，孙文昺方官度支部，会残腊立春，感而赋诗：‘往常春来吾出迟，即今春来吾早知。只愁春入度支署，春不见吾还复去。束带迎春不见春，春光毕竟属何人？’”另一首《重过桂花厅》收录于《湘雅摭残》，诗云：“老屋崔卢族望亲，桂花厅畔记初春。东风止逐年来去，唱尽婆罗换主人。”对于孙文昺的诗作和口才，朱德裳评价道：“先生可谓深于诗者。与世俗所谓能言之士，异日谈也。”

    三、治学态度及其他。赵启霖对孙文昺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禀赋极为推崇，他在《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中写道：“君为学沉思邃入，观古今人述作，入目辄洞其隐奥。自幼至老，终日研索，寂寞相慰，无几微近名之意，于世所谓义理、考据、词章，皆掸精析微。”这段话揭示了孙文昺是一个善于思考，敏于思考，为学终日思索，殚精竭虑且不计较名利之人。

    孙文昺不但学术造诣很高，且语言精彩，曾担任京师大学堂主经席。据赵启霖回顾，在京师大学堂讲经时，有一次刚刚上堂讲授，日本全权大使小村来参观，小村握住孙文昺的手，连连称叹不已。朱德裳在《孙蔚粼别传》亦提到他的妙语：“湘潭与江西世仇（指嘉庆二十四年轰动朝野的江西客民与湘潭土著仇杀事件，时江西籍吴邦庆为湖南巡抚，袒护江西客民，致使县籍京官周系英、石承藻等被处分）。夏侍郎（夏时（1839~1906），湖南桂阳人，官至江西、陕西巡抚，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御赐一品封典，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其子夏寿田高中榜眼，与齐白石、杨度均为至交知己，且同为王闿运门下弟子）抚江西时，县人黄册庵（黄均隆，字册庵，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进士。历任顺天同考官、鸿胪寺卿、江西提学使、法部右丞）为学政，王湘绮总大学，郭人漳（清末将领，易俗河人，为清末大臣郭松林之子）练水师。先生笑曰：‘湘潭之仇复矣！’”此言被杨度称之为“语言妙天下”。

晚清“湘潭三才子”的交谊

    赵启霖、孙文昺、黄笃瓒三人的友谊从青年时期发端，到中年的相期，到晚年的不渝，贯穿三人的一生。他们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青年时期在省城岳麓书院，中年在京城的湘潭会馆，晚年则在湘潭。

    一、携手麓山，风雨晨夕。光绪壬午年（1882），赵启霖在岳麓书院读书，这是他第二次来岳麓书院，前一次是光绪庚辰年（1880）。这次他和同籍的孙文昺、黄笃瓒是同学。岳麓书院是府学，是湖南的最高学府，在这里念书的必定是取得生员资格即秀才的人。赵启霖已于光绪甲戌年（1874）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取得了生员资格。黄笃瓒也是光绪甲戌年（1874）取得生员资格的。前述黄小于赵三岁，孙生于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二，而赵生于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三人年龄相若，又由于同籍、同窗，加之志趣相投而结成好友。

    赵启霖《瀞园自述》记载：“壬午，二十四岁，复读于岳麓书院，与同县孙蔚粼、黄俯山两君以文行相砥砺。”在岳麓书院，他们“与君论交，始于试席。□角相视，豪健无敌。暇登虎岑，高谈大睨（《祭孙蔚粼户部文》）。”虽然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年不到，但正是这一年不到的时期，奠定了他们的感情基础。

    光绪壬午（1882），赵启霖考上优贡离开岳麓书院。

    二、朝夕同餐，短榻相倚。光绪丙申年（1896）十月，此时的赵启霖已是翰林身份，为永州濂溪书院主讲，他与湘乡曾重伯（曾纪鸿长子，曾国藩长孙。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南城饶帧庭两编修由海道进京考差（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抵京后，住在京城湘潭馆。这时期，他与黄笃瓒又在一起了。他在《瀞园自述》中记载道：“丁酉，三十九岁，在京住湘潭馆，与黄俯山内翰朝夕同餐。”由于该年四月得了病，精神疲惫，导致考差试卷书写讹误，赵启霖未被录取，遂于八月南归抵家。在京城的湘潭会馆，他整整呆了十个月。

    京城的湘潭会馆先在崇文门外东草厂十条胡同，在光绪庚子年（1900）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后于保安寺街建新馆。在保安寺街的新馆，赵启霖也曾和孙文昺寓居。在《谢瓠庵七十序》中写道：“初，吾邑有会馆在崇文门外东草厂，为恪勤公故宅，拳党之乱烬焉。君首议集资重建，就宣南保安寺购地鸠工……予与孙君蔚粼、杨君重恒，先后寓居……”

    光绪丙午年（1906）正月至光绪丁未年（1907）三月，赵启霖先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江苏道监察御史。此时孙文昺在户部任职，他们同住在会馆，每日谈论政事，切磋诗文。在《祭孙蔚粼户部文》中，他深情地回忆道：“我侧谏垣，君居郎署。朝论龂龂，轩新轾故。栖迟旅邸，短榻相倚。”

    光绪丁未年（1907）三月，赵启霖上《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折》，四月初五被革职。一时舆论四起，群相叹惜。罢官第二天，从早上开始就有官员到他寓所给予慰藉。一月之内，每日宾客盈门，应接不暇。这期间孙文昺几乎每日都陪伴着他。他离开京城的那天，一时“黄尘涨天”（《祭孙蔚粼户部文》），孙文昺亲自送他登车。临别时候，他们依依不舍，泪洒沾襟。

    三、君国已去，余生何谓。宣统二年（1910）二月，奉上谕“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着准其开缺”（《瀞园自述》），赵启霖于六月初二由成都回乡，七月初四抵家。而黄笃瓒也于三月请求开缺，得到批准。两人开缺回家后，这是他们离别十五年后的重逢。他们在一起回首往事，规划田园生活，全无辞官之后的不适应和失落。他们庆幸彼此都有不追时好的士子气节。同时，他们也更加思念远在京城的孙文昺。赵启霖在《喜黄俯山同年解官归》中写道：

    别来十五载，意气一如初。未解追时好，因之返故庐。纵谈尘网外，相对鬓华疏。旧业仍湘上，芜青手自锄。

    云麓嵯峨在，觚棱缥缈边。与君旧游处，回首正萧然。嬉戏归春梦，喧啾避少年。还应念孙楚，絮语隔樽前。

        1911年，民国肇立，孙文昺也回到了湘潭老家，三人又相聚在一起了。这时候他们心情大为变化，全然没了辞官后的怡然自得。自民国建立后，很多清朝旧臣的 “君国之思”慢慢衍化为“浮湛闾里”情结。他们始终以“遗老”自居，至死不渝。赵启霖在《瀞园自述》中写道：“自去冬国变，予遂杜门不出。”他在国变后，五年没涉足城市，还将所居宅院题名为“二鲁轩”（取鲁仲连义不帝秦和鲁阳挥戈返日之义）。孙文昺则“悲愤郁悔，恨不能引义自裁”，甚至不允许别人谈论宫中之事。赵启霖在《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中记载：“一日，君闻友人指斥先朝宫禁事，正色止之，以为非所忍言。”而黄笃瓒则表现更为激烈，“国变后数年辫发如故，竟以孤愤致病”。

    黄笃瓒病后，赵启霖和孙文昺前去探望，“语言已失常度，未几遂不起”。去世后，赵启霖写了五言长诗《黄俯山太守》，并作挽联寄表哀思：

    三人同学，惟君兼狂狷之资，卓立各相期，叹披发大荒，九死未忘孤竹愤；

    万事伤心，见我已迷离不语，浮生何足惜，只牵怀慈母，重泉犹着老莱衣。

    “狂狷”是指既豪放又有秩序，豪放而不超越一定的规矩。《论语·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卓立各相期”是指三人都有各自的作为与目标，而又相互勉励。“披发大荒”的意思是指黄笃瓒晚年于国亡之后流落荒野。“老莱衣”是指老莱子斑衣戏彩的故事。相传春秋时楚国隐士老莱子，七十岁时还身穿五彩衣，模仿小儿的动作和哭声，以使父母欢心。后因以表示孝顺父母。

    黄笃瓒去世五年后，孙文昺也一病不起。得病期间，赵启霖几次想去看老友，但都因“衰病相仍，欲行辄止”（《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孙文昺去世前，给赵启霖留下了未发出的几封信。读后，他悲恸不已，“惟有涕夷”（《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

    两位老友的相继过世，令赵启霖无比凄凉，特别是孙文昺的去世，使他充满着悲凉和悔恨，先后写下了《祭孙蔚粼户部文》、《诰授中宪大夫孙蔚粼墓志铭》、七言律诗《卧病有怀蔚粼》以示哀悼和追怀。《祭孙蔚粼户部文》可谓《瀞园集》中的最精品的文字，字字珠玑，饱含深情与忧伤，读后让人感慨不已。此后经年，他还去过孙家多次，且多次宿于孙文昺的书斋。在《岁暮宿蔚粼书斋》中写道：

    垂老自嗟犹腼活，非君无处可相寻。寒炉细语经过事，短鬓能盟冷淡心。坐对人寰从袖手，起看天气尚沉阴。乌头马角知何谓，又听荒江腊古音。

        1935年10月赵启霖病重。11月24日，赵启霖“正襟端坐而逝”（《瀞园自述》赵殷按）。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送来挽联：

    铁面冰心，世德远追赵清献；

    晨星硕果，孤忠再见王船山。

    这一挽联概述了赵启霖的两大功绩：一是作为监察御史不畏权贵，弹劾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直追北宋名臣赵清献；二是上《请三大儒从祀折》，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具有鲜明的反清复明思想的三大儒从祀，了结了自满清统治以来汉人士子的心愿。

    赵启霖、黄笃瓒、孙文昺三人作为晚清遗老，一时之间未能赶上时代潮流，其故国之思确有其历史局限。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思维，在今天可以得到人们更多的包容与理解，他们为文明社会所作出过的贡献也将得到今人的肯定与缅怀。（文/萧超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