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显梅支文庄望杰

我的爷爷

草长莺飞，细雨纷纷，又到一年清明时，又是一个追思祖先的日子。
我的爷爷（宁乡话叫公公）叫黄石山，出生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命运大体都相似，个体却又各有各的不同。我从没听过我祖奶奶的事，也极少听到有人提起太奶奶，据我爸爸讲，他都没见过我的太奶奶。由此推测，我的太奶奶和祖奶奶都死得很早。我的太爷爷也早逝，所以我的爷爷是由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祖爷爷拉扯大的。后来祖爷爷也去世，我的爷爷就带着我的叔爷相依为命。爷爷的这种境遇和人生，放在现代社会都是极其艰难的，更遑论在那种特殊的年代，真正是泡在苦水里！
关于爷爷的少年人生，早已不可考，我只知道爷爷识字，应该是上过几年私塾的。除了种田以外，还会唱后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项技能，说它不是吧，一般人还真不会，说它是吧，三百六十行里应该没这一行，也没人以这个为生，顶多就是主人家在你吟唱一宿之后，多带回来一碗吃食。后歌，是指人死后，吟唱给死人听的歌。这其实就是一种安魂曲（莫扎特都曾经创作过安魂曲），用于超度亡灵，将死者魂魄渡往西天极乐。但它的内容与西方的安魂曲大有不同，不是什么“主啊，请赐予他们永恒的安息”，而是更有韵律和节奏。我曾经见过用毛笔写的线装的关于后歌的书，厚厚的一本，可惜后来不知所踪。爷爷唱后歌很有名，十里八乡的，但凡谁家里有人过世，都会请他去唱。据说唱这歌得有一些法力和门道，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唱的。所能佐证这一说法的是我听说的一个故事：在某次唱歌过程中，爷爷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下，有人自告奋勇代唱了一段，结果那烟灰黄纸打着旋儿到处飞，吓得那人面如土色，我爷爷赶紧顶上，一时风平浪静，颇为神秘。这个技能，他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年轻的时候是否唱过，我一概不知，我见过他做这个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头了。
据说爷爷有过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47年，徐上达（注：曾任红二十五军第二师政委、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政委、副政委）见到身强体壮高大结实的爷爷，便提出要我爷爷做贴身警卫的要求（爷爷的外婆也姓徐，和徐上达是本家），因祖父拒绝而没有成行。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脸的惋惜，要是爷爷当年跟着走了，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生，至少会波澜壮阔得多，说不定我也能混个军三代当当。后来又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兵是要上战场的，刀枪无眼，牺牲在战场上的概率很大，也就没有我今天在这里回忆他了。谁知道呢？命中注定，一切皆有定数。

在中国人的眼里，娶妻生子绝对是人生中最大的事之一。爷爷和奶奶的结合则充满了故事。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婚前几乎不见面的两个年轻人，就凭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可以结合在一起过一辈子。据说在婚前，爷爷是见过对方照片的，也偷偷的远远地见过对方，结果在大婚当天，女方来了个狸猫换太子，用个子矮小的姐姐替换了照片中的妹妹。事情真相到底怎样，大人们对此讳莫如深，如今斯人已去，真相也随风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会再有人提起和追究。但确切的事实就是：身高近1.8米的爷爷和个子1.3米的阿婆（奶奶）共同度过了几十年的春秋并生育养活六个子女长大成人。
结婚后，生孩子就是第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在那个号召“人多力量大”的时代里，普遍的都是生很多，就这导致了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的叔叔伯伯，姑姑阿姨。好处就是过年的时候挨家挨户去拜访，能得到很多份的过年红包，这个，我的孩子们估计是不会再有这种体验了。话说回到我的爷爷。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每出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家里多一张吃饭的嘴。阿婆个子小，没什么力气，做不了重活，所以也挣不了多少工分，一大家子的吃食全靠爷爷扛着。所幸爷爷身强体壮，不挑活，干活舍得下死力气，当真是一把好手，挣的工分除了养活一家以外，到了年末，家里的孩子们也能闻到一点肉香。爸爸告诉我，过年吃肉是最盼望的一件事。不可能尽量，用工分换来的两斤肉，要先割出一半来，大年初一去岳母家拜年要用的。剩下的再割出一半来，留着过年期间，要紧的客人来做招待。剩下的，爷爷就用刀切成如蝉翼般的薄片，加上各种干菜，放在锅里蒸，蒸熟了，放在祖宗神龛前，摆上碗筷，倒上一杯水酒，焚香祷告。等神仙们享用完了，才会把肉分夹到望眼欲穿的孩子们的碗中。“那~个好吃呀！”——“那”字拖得又重又长——回忆当时的场景，估计爸爸此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味道吧！
六十年代，吃饭问题依然是最大的问题，为了让家里人吃到东西，爷爷想尽了办法。稍微有点像样子的吃食，留给家里的孩子们，自己就对付，连那老南瓜藤也能拿来熬粥，最后引起严重的便秘，在家挺了几天，差点就这样一命呜呼，还是紧急电报给到远在韶关钢铁厂工作的叔爷，送回来救命钱，这才把爷爷从死亡边缘拉回。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爷爷一直担任生产队上的记工员。记工员虽说不是政府任命，但人必须老实本份，大公无私，是社员们民主选举才能当的。爷爷白天和社员一起劳作，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记工分。我父亲回忆说，他经常看到爷爷一边脚踩在“摇窠”（注：一种木质的婴儿车）上来回移动，哄睡满姑（最小的姑姑），一边在豆大的煤油灯下认真地核对和记录工分。二十多年的记工员工作，爷爷没有收到过任何的投诉，没有记错过社员们的一分工，没有为自己谋过一分私。
分田到户后，每一户人家都分得好几亩地，自己侍弄自己的土地。种得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的公粮，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口粮。农村人的热情得到空前的释放。由于生产力低下，除了耕田有大水牛以外，其余全靠人力。特别是拌禾（收割），最是靠力气的时候。爷爷力气最大，出谷（用谷锄把脱了粒的湿的谷子从拌桶里装进撮箕，再装进箩框）、送谷（将谷子从地头送到晒谷坪）的重任自然就落到爷爷身上，伯伯和爸爸也是主力，三个男人轮流来回，女人们就负责割稻、脱粒，孩子们就负责递送一把一把的禾。奶奶主要是负责在家准备好吃食，还有熬绿豆粥——夏日的时间是极长的，早上四五点就天亮，晚上八九点才天黑，大家从天亮忙到天黑，一日三餐远远不够，消耗太大，必须要补充一次，这绿豆粥就成了吃得快、吃得饱、价格不贵、味道还不错的最佳选择。

爷爷爱吃甜食和面食，身高体长，干活消耗大，饭量也是惊人，曾一口气干掉过十来个包子，具体的数量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包子，但确确实实惊呆了当时他的小伙伴们，于是得了个外号叫“包子”。农村人常年在一起农作，几十上百个农民在一起做着同样的工作，要么修堤坝，要么清淤，总之就是常常聚在一起，嘴是管不住的，东家长西家短，男女情事最是容易开启话题，还有那插科打诨的，以笑话他人，给人取外号为乐。被取外号的人当然会要回击，怎么难听，又贴合对方特征，就怎么取。于是，全村人人头上顶着诸如“大茶壶”、“叫鸡公”、“干毛屎”（把屎用荷叶包着带回家肥田这事是真人真事，发生在分田到户后）之类的外号，我爷爷这个外号，还算是雅的了。在我印象中，爷爷寡言少语，只知道埋头苦干。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爷爷天天砍柴，一个扁担，两根绳索，一把弯刀，天将亮就出门，临近中午回来，回来时，两边的柴就像是移动的山，松开绳索打开来，能把地坪铺个半满。爷爷砍的柴很多都是新的枝叶，最多的是松树枝和杉树枝，也夹杂一些杂树和灌木，有时候能在柴堆里找到一些成熟了的不知名的红色的果子，挂在枝子上，有点甜，那是大山的特有的味道。
柴砍回来，枝枝叶叶会被很快烧掉，粗壮一些的，就会存储在楼付上，用于冬天取暖做菜之用。楼付类似于阁楼，房子上方是木头，木头通常是用一整颗树做成，每根木头间隔大概一米，与尖形屋顶会有一个三角形的空间，柴就存在这上面，要用的时候，用棍子捅几下，柴就掉下来了，取用方便，也有巨大的安全隐患，所以，那时候农村经常发生火灾。然而我爷爷的一次意外却不是火灾，而是坠物。一根粗大的木头从上面掉下，直直地砸在爷爷的头上，后面是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只知道爷爷的头上留了很长一道疤。

关于爷爷的少年、青年、壮年的历史，我所知的大概就是这些，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就是那个高高大大，不苟言笑的老头，我小时候是喜欢和爷爷睡的，觉得格外的安全。后来长大了一些，就不再和爷爷睡了。那时候家里有个凉床，夏天的时候，吃完饭，洗完澡，爷爷把凉床往空地上一摆，我就在凉床上躺着纳凉，爷爷穿着个蓝色的四角宽敞内裤，光着膀子，手里拿着个蒲扇，坐在凉床旁边的凉椅上，偶尔给我扇几下。那时候的天是清澈的，抬头能看到漫天的繁星，跟草丛间飞舞的萤火虫一样闪呀闪，如果偶尔过来丝丝凉风，那便是完美的夜晚了。
爷爷抽烟，最开始抽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抽过四毛钱一包的常德香烟，不带过滤嘴的。后来政府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烟草，家里有成色不好卖不上价的烟叶，爷爷就把烟叶晒干切成丝，市场上有专门卖卷烟的纸，买回来自己卷着抽，再后来不种烟了，就买红梅、野茶山等一块钱一包的烟，野茶山已经开始有过滤嘴了，包装也更加精美，不但有个纸质的盒子，在外面还有一层塑料膜。抽烟的都知道，外面那层膜的打开方式是在烟盒的上面有个打开的口子，抠一下，一根带状的塑料就会连着整个薄膜包装一起撕下来。爷爷是不懂的，每次都是像以前开启常德烟一样，费力地撕下塑料膜封口，我教了几次，但爷爷似乎从不在意，下次再开烟，依然如故。

一九九六年，满姑出嫁，她是爷爷最小的女儿。爷爷一共送出去四个女儿，送最后一个出嫁时，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我清楚的记得姑父来接亲的时候，爷爷眼里闪动着的泪花。随着满姑的出嫁，爷爷似乎终于完成了所有的人生任务。六个子女全部成家立业了，他也卸了那股子劲。虽然依然闲不住，依然还是砍柴，但田已经不再种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的，爷爷病了，高血压中风。他一直血压高，我见他吃药丸子，倒到手心里，一把放嘴里，咯吱咯吱地嚼，像吃豆子般嚼碎，喝水咽下。病了之后的爷爷需要人照顾，奶奶力气太小照顾不动，便由伯伯和我爸爸两家轮流。中风后的爷爷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神采，流口水、大小便失禁，每当这时候，奶奶就骂，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一辈子没出过乡的老太太，骂人的时候，是绝对没有什么好话的。爷爷就躺在床上哭甚至哀嚎，仿佛哭声里有病痛带来的折磨，有对自己生活不能自理的无奈，又有人生悲凉的痛苦。
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是不好的，爷爷生病，就是在家里治，没有往县城里送。我现在想呀，要是那时候但凡往大医院治疗，爷爷完全有可能治好的。因为爷爷的病情刚开始不算严重，中间甚至好过一段时间，我记得极其清楚，那时候正是夏天，坪里晒着谷子，妈妈嘱咐我过一段时间就用耙子翻动一下，我自然是有些偷懒的，身体有些好转的爷爷还帮我翻了一遍谷子。后来爷爷的身体就每况日下，上厕所都要人扶着。伯伯和爸爸不是总在家的，男人要出去挣钱，女人在家里伺候田地，照顾老人小孩。就这种情况，爷爷喊我帮忙上厕所就是最合适的选择。我就帮着他上过好几次厕所，他每次都很难为情，我隐约是知道，我妈妈曾帮助过他，真不知道，就这上厕所一个小小的动作，他身体和心理上都费了多大的劲，做了多少努力。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有时候爷爷尿湿床，有没有是故意的可能。宁愿尿床挨骂，也不愿意在儿媳妇面前丢人。
二〇〇〇年，全家人给爷爷做了七十大寿，爷爷没有上席吃饭，家人给他盛了他最爱吃的，爷爷捧着碗边哭边吃，让人不忍卒视。第二年，爷爷去世。
爷爷这一生，可以说是辛劳的一生，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但是，他正直、勤劳、朴实。活着的时候，从未与人有过争执，从未骂过人，身材高大也从不欺负人。哪怕是我极其顽劣，爬上柜顶盗宝（大概就是一些账本、硬币、粮票之类）的时候也没骂过我，更没打过我。爷爷死了，我也从未听过有人说过爷爷的半句坏话。他常常教育我要“读圣贤书”，教我“结交须胜己”的交友之道，教导我们要勤俭节约，过年放炮仗，买多买少都是一样的，因为“一响如雷，不响发财，是非消散，否极泰来……”这些，就是他留给后人们的财富。

作者：黄望杰，泉塘黄氏显梅支23世，谱名文庄，宁乡资福王家湾人，现居长沙市，手机号码：18163603010（微信同号）。（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