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粮、少年梦-黄松树撰

国家粮，少年梦

        在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国家粮”是刻在一代人心中最滚烫的向往。那时它还有个更显金贵的名号——“皇粮”，放到如今，便是人人称羡的“铁饭碗”，说到底，就是那份能让人跳出农门的体制内编制，是城乡二元结构下最实在的龙门象征。对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这三个字不只是糊口的保障，更是改写命运的金标准。

        小时候，伯伯家的知青姐姐落户我家，跟着我们一起插秧砍柴。后来她保送商校、迁走户口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母亲拉着她的手眼圈泛红：“仕波，总算吃上皇粮了！”那自豪的神情，比收获十亩稻谷还要真切。在乡亲们眼里，吃上国家粮就是“公家人”的体面，哪怕在城里扫厕所，也比守着薄田强——毕竟，这是能让子女彻底脱离农耕苦作的阶梯。

        这份执念，源于农民对苦难的深切体悟。祖辈们在土地上耗尽一生，春种秋收的辛劳换不来安稳日子，一场天灾、一次歉收，就可能让全家陷入饥荒。而吃国家粮的人，有定量供应的粮食，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更有农民难以触及的社会地位。于是，“吃上国家粮”成了我这个农村孩子最朴素的梦想。为了这个目标，我铆足了劲往前冲：高中毕业后先是当上民办教师，一干就是4年。白天，我握着粉笔站在三尺讲台，教孩子们识字算数；同时，我还兼任大队团支部书记，领着青年们搞宣传、办夜校，宣传五·二0庄严声明至深夜十一二点，组织男女青年排练节目，既把方针政策送到乡亲心坎，也为单调的农村生活添了几分热闹。脚下的泥土路，常常一走就膝下是泥。我知道，三尺讲台，半教半农不是终点，民办教师的身份终究离那只“铁饭碗”，还有一步之遥。

        那时的我们单纯而坚定，坚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课堂上，我一边教书，一边记下自己没吃透的知识点；劳动间隙，别人歇脚聊天，我就掏出随身带的课本啃读；深夜的煤油灯下，批改完学生作业，又接着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常常熬到眼皮沉重才肯睡去。我们这代人，从不只满足于“吃上国家粮”的温饱，更想为国添砖加瓦，更想光宗耀祖，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成就。这份朴素的志向，像一粒种子，在贫瘠的土地里生根发芽，支撑着我们在追梦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赶。

        命运的转机，终于在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降临。那道穿透乡村闭塞的光，让无数像我一样的农村青年看到了希望——原来不用靠关系、不用等推荐，凭真才实学就能改写命运。我立刻报了名，把所有课余时间都扑在复习上，教案旁堆起厚厚的复习资料，田埂上、灶台边都成了我的“临时课堂”。就像当时许多民办教师一样，我一边坚守教学岗位，一边与年轻学子们在考场上同台竞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考出农村去。

        不久传来喜讯，我攥着录取通知书的手止不住地颤抖，全村人都为我喝彩，父母的脸上笑开了花，那自豪的神情，丝毫不亚于当年送知青姐姐时的模样。我终于圆了“吃上国家粮”的梦，更幸运的是，还考上了医科专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级医院，穿上白大褂的那天，我抚摸自己的胸牌，忽然想起当年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想起田埂上匆匆赶路的身影——原来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孩子，真的能靠着一股子韧劲，改写自己的人生。

        后来，有人通过考学跳出农门，有人凭借参军提干获得编制，有人靠着当民办教师再深造转正。每一个吃上国家粮的人，都成了家庭的转折点，让后辈们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我在县级医院的诊室里一干就是四十多年，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回忆那些年里，我始终记得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对待患者总是多一份耐心；遇到经济困难的家庭，也会想方设法帮他们减轻负担。医学知识更新迭代快，我就坚持订阅专业期刊、参加学术活动，外出学习，为自己充足电，紧跟时代步伐。这四十多年的坚守，既是对“国家粮”这份安稳的回馈，也是对当年那个追梦少年的交代。

        如今，时代变了，“国家粮”不再是唯一的追求，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机会越来越多元，但那份藏在记忆里的执念，依然清晰。那年的“国家粮”，承载的不只是对安稳生活的渴望，更是一代人积极向上、奋力拼搏的精气神。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农村孩子的追梦路，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与进步。每当想起当年那份“做梦都想”的迫切，想起从民办教师到医生的逆袭之路，心中依然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属于五、六、七十年代的独特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奋斗印记，更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幸运与馈赠，永远值得我们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