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黄昕：四代情缘系“一中”

        长沙一中是一所蜚声海内外的名校，也是我们家族数代人心中的一座丰碑。四代情缘，情系“一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非同寻常的情结。

外公李肖聃曾为一中题写嵌字联，此联在海内外一中校友中影响深远

         在长沙一中的校史陈列室里，高挂着一副由原湖南省政协主席程星龄先生书写的对联：  “一以贯之，自强不息；中流砥柱，其命维新”，题注为：“敬录李肖聃先生于一九三零年（此处为程先生笔误，实际应为一九三五年——笔者注）为长沙高级中学学生会成立大会贺词”。

        程先生所说的李肖聃先生就是我的外公，他曾任长沙省立一中国文教员。

        外公是著名的湘籍教育家和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曾先后担任时为司法总长的梁启超的秘书、汉口商场督办杨度的办事员。但外公不乐从政，以其主要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和国学研究，曾先后在包括长沙高级中学（即长沙一中）在内的10多所大、中学校任教，培才甚众，著述颇丰。外公还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民主人士，他曾仗义执言，像保护自己的女儿一样呵护思想进步的学生杨开慧；他曾发表文章，支持学生毛泽东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的猛烈抨击；他与革命志士蔡和森的师生情谊甚笃；他还深切理解并热情支持他的爱婿柳直荀的革命活动，从精神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女儿和外孙（即我的大姨妈李淑一和我的表哥、表姐）。大姨父牺牲后，他在赠给大姨妈的五言长诗中写道：“人寿难百年，所贵垂英声”，充分显示了这位深明大义的父亲那宽广的胸怀和睿智的眼光。

        1944年冬，日寇侵略军到长沙西乡白箬铺李家湾新屋，要外公出任维持会长，被外公严词拒绝。在民族尊严的问题上，外公表现出了中国人铮铮铁骨，宁折不弯的气节。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将外公吊在新屋槽门口的大树上，威逼利诱，甚至凌辱有加，外公始终不改初衷，决不屈从。后被人连夜解救送往大姨妈工作的地点——安化县桥头河归盘园（时为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暂避，才幸免于难。

        1935年冬，长沙一中学生响应北京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举行“一二·二〇”示威游行，要求恢复被当局强行解散的学生会组织。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时外公正在一中任国文教员，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十分赞赏。在庆祝大会上，外公心潮澎湃，慷慨命笔，为大会撰写了以上这副用四句成语组合而成的“一中”嵌字联。这副对联，不仅明确地抒发了外公的平生志向，还精辟地概括了一中师生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以追求真理与新知的崇高的精神风貌。后来，这副著名的嵌字联不胫而走，迅速在海内外一中校友中广泛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姨妈李淑一曾任教于省立一中，她的品德和学识深受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

        我的大姨妈李淑一是革命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的挚友。她是一位教师，从教30余年。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着一段与长沙一中患难与共的经历。

        抗日战争期间，从1939至1946年复员长沙，为避日寇入侵之难，长沙省城的七所省立中学迁往安化（今涟源），后合并组成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大姨妈先是接受临时中学校长罗希伯先生的夫人吉喆女士（吉女士是大姨妈在省立第一女师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时任临中附小主事——笔者注）的邀请到临中附小教书，后因罗校长赞赏大姨妈的书法和词章，便以伯乐的眼光聘请大姨妈到临时中学任教，时为1940年。当时由于大姨妈是“著名共匪之妻”，一般学校不敢聘请她，除了罗希伯夫妇的努力外，还有当时任临中初中部主任的李相琼女士（也是大姨妈在省立第一女师的同学——笔者注）的毅然“担保”。1941年春，临时中学解体，分成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大姨妈也就先后在第一中学初中部和第一师范教课，担任初中部国文教员兼班主任，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兼女生指导。2007年12月一中原校长马清泽先生写信告诉我，当年大姨妈在安化桥头河归盘园省立一中初中部任教时住的房子，现在仍保存着。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国难当头、生灵涂炭；对于大姨妈来说，亦正经历着人生旅程中最为艰难痛苦的阶段——1924年，大姨妈与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的柳直荀结婚。大姨父是毛泽东早年的革命战友，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南农民协会秘书长。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发生，大姨父被迫离开家庭，过着职业革命者出生入死、居无定所的生活，直到1932年，在湖北洪湖根据地壮烈牺牲。从此，在国恨家仇的双重煎熬下，大姨妈面对的是“满衫清泪滋”的苦难生活。但是，大姨妈并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击倒，不仅以她柔弱的肩膀，独自扛起了支撑家庭和培育子女、“抚孤成立”的重担，而且更是以“一以贯之”的“自强不息”精神，在腥风血雨中如屹立的“中流砥柱”忠于教师“其命维新”的天职，呕心沥血为国家、为民族教书育人。以下再现的就是镌刻在她的学生们灵魂深处那曾经动人心魄的一课：

        1941年，在省立临时中学（一中）初一教室里，大姨妈正在给几十个女学生上课，讲的是《与妻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以25岁的英年就义，就义前写下绝笔《与妻书》。大姨妈在讲这篇课文时，先是颤声读道：“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眼泪慢慢从她眼角沁出，直至读到“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时，她再也抑制不住深埋在心底达9年之久的酸楚和悲恸而痛哭流涕。满堂几十个小姑娘也由于受到老师的强烈感染而整整哭了一节课。

        追求真理、立志报国的种子就这样在少女们心中扎根，直至到了白发苍苍之年，这些早已卓有建树的学生们还在深深缅怀恩师的同时，对半个多世纪前那堂为之震撼、为之感动的别开生面的语文课难以忘怀!

        寓情于教，情真意切；言传身教，教之有方。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使大姨妈的语文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省立一中的老校友刘伯利在以《蝶解恋花花解舞——忆李淑一师》为题的文章中写道，“1941年，我13岁。湖南省立一中在抗战中迁往安化桥头河镇。女生部设在归盘园，由李淑一老师任我们初中一年级国文教员。她吟诵诗词时两臂横撑，回肠荡气，那种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音乐美、韵律感，我觉得比任何乐曲都动人……淑一师的启蒙教育是留给我的终生厚礼。”大姨妈的学生陈隆芳也在《怀念老师李淑一》的文章中回忆道，“李老师是我习古文、学诗词的启蒙老师，其教学方法生动、诙谐、多样……”，“她教导我们做学问一定要笃志力行，方能有成”，还说“李老师的教学深入浅出，使我终生难忘”。

        大姨妈从教30年，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崇高的师德和广博的学识赢得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大家称她为慈母、良师、益友。

        大姨妈一生忠贞不二，清廉正直的操守得到共和国总理朱镕基的高度评价：“淑一同志忠贞不易，艰苦备尝……足慰忠烈。”

        而毛泽东主席与大姨妈的诗词唱和，已成为诗坛的千古佳话；在那首感天地、泣鬼神的《蝶恋花》词中，毛主席称大姨妈为“君”，还在给大姨妈的亲笔信中称赞她“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这一切，都是大姨妈获得的人生最高奖赏！

        1997年6月13日，大姨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在庄严肃穆的悼念仪式上，长沙一中北京校友会送上一副挽联：“失柳抚孤含辛茹苦喜看儿孙多才俊  传道授业鞠躬尽瘁遍栽桃李满神州。”真切表达了一中师生对大姨妈李淑一的深深怀念与尊敬之情。

表哥柳晓昂、我、还有我的两个女儿

        均受业于一中，母校是我们人生旅途上最重要的加油站

        我的表哥柳晓昂也是一中的校友。抗日战争时期，他跟随大姨妈身边，在省立一中完成了高中的学业。1950年他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任职于国家计委，并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晓昂哥待人诚挚，工作踏实认真，从来不因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搞任何特殊。在纪念大姨父柳直荀烈士诞生100周年时，朱镕基总理在给他的亲笔信中写道：“我兄秉性仁厚，学业有成，勤奋工作而律己甚严，直荀前辈亦当含笑于九天之上。”对晓昂哥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后来，我听晓昂哥说起，朱总理也是省立一中的校友，他们还在国家计委同过事。同是一中人，难怪他们的心灵如此相通!

        解放后，继承并发扬着光荣传统和优良校风的长沙一中，一直是湖南省的重点中学，在湖南乃至全国教育界享有盛名。而我，又有幸成为一名一中的学生。

        1958年7月，我考入省长一中。那年，一中高中共招了6个班：51——56班，我被编入51班，学号为25。就读一中的3年，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

        正如晓昂哥所说，在一中学习，接受的是“名师教育"。汪澹华、张捷、曾宪侯、黎有为、黄美瑜、陈积华、罗承宪、李席云、彭靖、李震一、易仁荄、由杰、柯中快等这些优秀的老师，当年都是我们班的任课老师。他们的教学经验极为丰富，对教材的熟悉和对教学规律的掌握都可说是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认真细致地上好每一堂课，精益求精地追求最佳教学效果，引导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初生之犊从混沌初开的幼稚中一步步迈上健康成长的人生旅程。

        由于印象深刻，所以记忆犹新。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举例说明。

        当年，德高望重的汪澹华老师不苟言谈，教学作风非常严谨，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我们对他老人家是既敬畏又爱戴，记得那年期末数学考试竞赛，我们班得了第一，汪老师终于爽朗地开怀大笑，和全班同学乐在了一起。

        张捷老师教数学也有绝活：不用圆规、三角板，在黑板上随手一画，就是一个圆或是一个等边、等腰、直角三角形，一步到位，绝对标准。他教我们求解几何难题，不仅仅满足于得出答案，而是启发我们一题多解。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逻辑思维能力。

        化学老师黄美瑜是湖南中教界的“神人”。特别“神”的是，当年她总是给参加理工类高考的同学们带来好运——她强调要学生们掌握的学习要点和复习重点，经常出现在高考试卷中，而且比例很高，就像是她出考题一样！令学生们兴奋得直呼她“万岁!”。

        文科老师的教学同样值得称道。彭靖老师的语文教学别具一格，他把赏析文学作品、传授写作技巧与课文讲授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完全抛弃了公式化的教学模式。随着他那娓娓道来的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我们的思路和情感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课文的情境之中：当人物、情节、时代背景这些课文的要素活灵活现在脑海的时候，其课文的主题思想、写作特点自然而然便清晰地凸现出来，水到渠成，画龙点睛，印象特别深刻。

        由杰老师来自东北，在那个年代，可是难得的正宗又正牌的俄语老师。年轻的由老师和蔼靓丽，嗓音清脆，发音准确，俄文板书漂亮极了。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俄语课，成绩一直在年级中领先，这与大家对由老师的热爱不无关系。我的俄语成绩一直较好，大学时，还常被老师点名范读；最有意思的是，工作了几十年之后，在完全没有机会接触俄语的情况下，我仍顺利地通过了申报副高和正高专业技术职称的俄语考试。这都得益于当年的俄语学习，得益于由老师深入人心的教学。

        在一中，由于对文学写作的热爱，我憧憬着成为一名作家、记者或翻译家。毕业时，将高考的第一、第二志愿锁定为“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外语系”。然而，由于1961年的高校招生工作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我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政审不合格”，被划入“不宜录取”一类，虽考试成绩不错，却名落孙山。这个结果，确实出乎不少老师和同学的意料。

        1962年，我再度参加高考，并以优异成绩成为武汉大学文科新生状元。促使我如愿以偿地圆了大学梦的关键因素，是母校一中和老师们的关爱。而刘湘皋老师则是突出的代表——当时他任一中教导主任之职。

        高考落榜后，我被“出身不好”的阴影笼罩着，万般无奈地下决心放弃继续报考大学的念头，在我的小学母校（幼师附小）校长彭士廉老师的热情邀请下，到幼师附小当了一名代课老师。第二年，正当我埋头辅导学生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却一连多次收到了刘湘皋老师托人带来的口信，催促我回校复习功课，要我准备报名参加高考。他见我疑虑重重，迟迟按兵不动，十分着急，一再托人带来信息，说明招生形势的变化，说明学校和老师们对我的期望，鼓励我放下包袱，努力再搏一次。就这样，我又重新收拾一年前的复习笔记，凭借着平时扎实学习的基础，在抓紧复习一个多月后，怀揣着母校和老师们的关怀和鼓励，再次走进了高考试场。

        在我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我的母校和老师所起的决定作用，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在一中度过的三年，不仅知识学得扎实，思想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时，我们经常参加劳动。下工厂、下农村，还到校办工厂上“劳动课”；我们修过京广复线，建过共青团苗圃；下乡支援双抢，还带上文艺节目慰问贫下中农……寒、暑假几乎没闲过。这些活动，使我们学到了不少劳动的本领，真正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艰辛和伟大；使我们有机会接近工人和农民，感受他们善良、俭朴、勤劳的美德。这些，都不可能从课堂和书本中得到。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城市的女孩，就是在一中开始接触各种体力劳动的。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不仅培养了我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能吃苦耐劳的品格，还大大增强了群众观点和集体观念，这些收获使我一生受益无穷。

        高中毕业至今已有48个年头。在继续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业后，我成为一名图书馆专业技术干部。这是个平凡的职业，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众人的喝彩，只有为人作嫁的默默奉献。然而，从业40年来，我安贫乐道，以外公、大姨妈和母校的老师为榜样，以一中“自强不息”、“其命维新"的光荣传统自律，无论环境、条件如何，都严格要求自己以开拓进取的姿态去工作，认真服务社会，忠诚报效祖国。为此，得到了组织、领导和同事们乃至国际学术界的肯定和嘉奖：我于1996年出席国际图书馆界最高层次的学术大会并宣读论文，科研项目也多次获奖；我个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科研工作者；担任馆长13年中，所在的图书馆也数次被评为先进单位、先进集体。2002年，广东省图书馆学会授予我“杰出贡献奖”。2003年，我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岗位上退休，2007年又被广东省图书馆学会聘为“资深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继续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发挥余热。

        饮水思源，是母校一中为我的成长夯实了坚固的基础。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中，我不但从未淡忘对母校的热爱，反而在历尽风雨洗礼之后，感恩之情更切——我能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归功于母校对我的培育。聊以自慰的是：作为一名一中的学子，我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作为一名“一中人”，我没有玷污这个光荣的称号。

        上世纪80年代，我的两个女儿又双双考入一中。大女儿邱宁1980年秋进校，是初五班的学生，小女儿邱宜1982年秋进校，是初二班的学生。她们都在一中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又都以优秀的成绩顺利考上大学。现在，邱宁在广东电视台工作，邱宜就职于广州市纺织品工贸集团，姐妹二人都是单位的骨干。

        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从外公到大姨妈，再到我和我的女儿，我们家族四代人都与一中有着密切的关联。同为一中人，这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对于光荣的母校，我们有着共同的祝愿——

        衷心祝愿：“一中”精神薪火传承，永放光芒；

        衷心祝愿：一代又一代的“一中人”精英辈出，为国增光；

        衷心祝愿：母校一中永葆青春，明天更精彩，未来更辉煌!  

                                                                 （2008年3月 于羊城）

        ※黄 昕（孝文），女，广东省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广东省图书馆学会“资深专家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