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溥(1896-1982),箭楼黄氏第19世,明芊三子,母周氏,派名於皋,字秋浦,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六月二十九申时生,教育家,长沙府宁乡人。1901年起读私塾5年。1906年至长沙入遵道小学。1908至1914年入湘潭益智中学,1914牟至1917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本科第一班。 1918年留学美国,入斯坦福大学,192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醴陵遵道中学校长7年。1927年再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任长沙雅礼中学校长3年,从此确立了中国人在雅礼中学的领导地位。先后三次参观考察过美、英、法、德、意以及日本和印度等国的中等教育。1932年底被聘为华中大学终身教授,教育学院院长,任华中大学董事会董事和学校评议会主要成员。在华中大学校长出国讲学或生病期间,曾三次代理校长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7月任华中大学副校长和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1日与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组成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育系主任。1956年9月加入民主促进会,1957年2月当选为第一届武汉市民进委员、常委。1958年3月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有关于中等教育改革论文30余篇,著有《教育行政学》《近代欧洲教育家及其事业》《长沙雅礼中学沿革述略》(1931年9月)等。配长沙舒仲楷,光绪27年生;子女七;长子以诚字继溥,次女寄华。
前言
在华教会学校面临的新挑战
近十年之基督教学校
中国的战时教育
战时教育在中国
基督教教育与国性
青年学生应如何准备长期抗战?
基督教的进化论
教育学院在大学课程中之地位与使命
华中大学教育学院十年发展规划(1936--1946)
关于坚持办教育学院致韦卓民校长的函
我国基督教大学今后应采之政策
中国教会大学向何处去?
遵道中学国文课程之计划
雅礼联合中学(1930--1931)
如果要在长沙推举一所与国外联系紧密的中学,雅礼中学会自然当选。因为从创始之初,雅礼二字就与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密不可分。它既在上世纪通过中西融通推动了在湘学校的发展,又在如今以国际交流、英语教学领先而闻名海内外。长沙市雅礼中学由美国雅礼协会创办于1906年,其前身是“雅礼大学堂”。由于办学条件、学生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学堂实际开设的是大学预科,教学水平相当于今天的中等教育。雅礼中学最初的校址在今长沙西牌楼,1916年起陆续迁至长沙麻园岭。在创立雅礼中学之后,雅礼协会在湖南陆续创办了雅礼医院(1906)、雅礼护校(1911)、雅礼大学(1914)等机构。在雅礼大学成立之后,雅礼的中学教育与大学一起运行,直到1920年遵照当时的学制要求增设中学部[5],使二者各自成为独立办学实体。
雅礼中学复校后,雅礼协会主动放弃对学校的控制权,1931年将校更名为“湖南私立雅礼中学校”,选取中国人黄溥(1896—1982,字秋浦,宁乡人,著名教育家,后曾任华中大学代理校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作为校长,教学教育工作也主要交予中国教师承担,聘请何钦思为驻华代表兼教英语。
黄溥幼年时接受过五年私塾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1906年到长沙入读教会办的遵道小学,又接触到了基督教思想。他从基督教“宽容、普爱、奉献、服务”等宗教教义中感受到了与儒家思想相通之处,由此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914年9月,黄溥考入雅礼大学成为本科第一班的学生,毕业后于1918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正是在此期间他认识到中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并下决心要将国外新式教育与国内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创造适合中国人的教育方法,并最终这一思想贯穿了他投身教育的一生。他回国后,在醴陵遵道中学担任了校长7年,对中国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掌握。他认为:“一个国家中等教育的好坏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命脉。美国之所以发达,是因为美国拥有别国无法拥有的庞大而且发达的中等教育……中国教育最薄弱的是中等教育,虽然中国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历来只有大学与小学之分,中间缺少中等教育。等到中国认识到要大力开办中等教育的时候,由于自己本身没有经验,就一味地抄袭别国的做法,而这些做法不太适合中国的实际。”于是,1927年他再一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院深造,并在三年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在深造时,他接到了雅礼协会担任雅礼中学校长的邀请,他思量后答应了。
作为雅礼中学第一届华人校长,黄溥按照自己的所学所思,大刀阔斧地对雅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基本的有四:其一,真正把管理权由美国人转到了中国人手中,努力争取中国人的领导地位。当时雅礼协会驻华代表兼会计主任何钦思的作风有些居高在上,有关学校决策,常与黄溥意见不合。每当争论不决时,黄溥往往会来一句:“谁是校长?”何钦思因而不再言语。他由此培养并提拔了大量中国人充实到行政层,他尤其信赖同学劳启祥(1893—1974,祖籍浙江绍兴,著名教育家,雅礼大学毕业,后获芝加哥大学理科硕士学位),一度让其代理校长实职。其二,他改革了原有的规章制度,根据我国国情,设置了新的办学制度和课程体系。针对雅礼学堂的课程、教材等都毫无定制,他首先设计好了中学定制,“设初级中学三年,高级中学三年,高中暂设普通科,略分文理两组。为适合学生程度,及便于教员教授起见,采用春秋两季始业办法。每期招收新班一次。”他又要求本校优秀教师自编教材,著名的有《劳氏几何》和《盛氏代数》,后来长沙市各中学都采用这两本教材。其三,四处聘请优秀教师,重视各科的教育,保证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在英语教学上,他聘用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前来任教,采用英语直接教学法教授英语课,为学生未来的深造或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文教学中,他重用国学名流周铁山,著名的钱币学家钱无咎,还有雅礼大学毕业的文科尖子邵子风,这些知名人物,对于学生影响巨大。他们不仅自己口传身授,还力邀杨树达、吴宓等学者前来给学生上课,使学生受益匪浅。其他学科,黄溥也尽力罗致全国各地的人才,雅礼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教学水平在当时湖南省内数一数二。其四,重视体育、艺术教育,为之制定了系列规章制度,不仅发展了足球、田径、网球等体育运动项目,还在各年级开设音乐课,除教唱歌外,还教识五线谱。雅礼校友后来评论说:“雅礼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体育在长沙是盖了帽的,音乐更是一枝独秀。和福湘女中联办的青年合唱团在长沙很有名气,就连解放后全国的部队文工团都到雅礼招收歌唱演员。”正是在他的手中,雅礼真正融合了中国与西方的教育理念,并成功地奠定了一流中学教育的基础。
黄溥学习时的雅礼大学堂校园全景
黄溥对学生要求严苛。为了集中精力培养那些有潜力的学生,也因为当时有限的人力物力,黄溥提出了人才培养“重质不重量”的要求。从招生开始,学生就要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由他本人编了一套合乎本地情况的智力测验作为入学考试,计算学生“智商”以定取录标准。而学生即使入读后也不代表高枕无忧,因为如果期终考试功课不及格,就有留级或淘汰的危险,即使不及格的科目是体育也是同样待遇。高淘汰率,鞭策着雅礼的学生专心学习、勤奋苦读。在学生的管理上,雅礼中学采取的是严格的寄宿制度。学生除星期六下午五点半到星期日上午可以回家之外,整日实行门禁。据说某次湖南省高官驱车专程探望自己在雅礼中学读书的儿子,因学校的门禁森严,无奈之下不得不打道回府,一时传为佳话。
三年后,因为黄溥调任华中大学担任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劳启祥接任校长。作为雅礼大学毕业生且毕业后留校担任数学教师多年,劳启祥熟悉雅礼的教育教学情况,自身学识渊博,素具爱国思想。他上任后,首先对于教师选拔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需以“吸收欧美文明,振兴五千年民族”为己任的志士。其次,他制定了“公、勤、诚、朴”的校训,并一直沿用至今。“公”指向于对社会的态度和责任,每个人肩负着创造社会公平的使命,都应尽力推动社会的正道直行。“勤”指向于对学问和事业的态度,告诉雅礼人,无论是“成就学问”,还是练就“经天纬地才能”,勤奋永远是铺向事业成功的基石。“诚”指向对待他人的态度,是交流与沟通的标尺,更是立身与立信的根本。“朴”,指向于个人生活要求与品德追求——外表单纯、内心质朴、思想纯真、心态厚实是祛除浮躁、成就事业的法宝。再次,他强调课堂教学质量,要求知识传播生动活泼,并率先垂范。他上数学课,根本不用圆规,只需一支粉笔即可画出规整的圆。他讲授知识点时,诙谐幽默,很快让学生从枯燥觉得生动,从复杂变得简单,令学生记忆犹新。他编著的《混合数学》《初等代数》《平面几何》等书籍,被国内各中学广泛采用为教材。还有,他在雅礼中学中推行民主管理体制,一线老师有充分的发言权,学校按学科设立了部主任,并在教学中领导“文理分科”改革,高中前两年即把三年课程学完,高三时根据各人爱好和特长,分文史、数理、农医三科学习大学一年级的高等教材。这一改,使其1937年的高中毕业生全部考入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升学率达到100%,雅礼中学名气大增,成为湖南最著名的中学。他还善于培养学生的荣誉感和自尊心,考试时没有监考也无巡考,全交班长处理,学生可以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补考,但不可以因作弊而通过,因而雅礼中学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气,即:人人愿意做有教养的绅士,而不做弄虚作假而获得一时利益却失去名誉的没有格调的人。
黄溥学习时的雅礼大学堂实验大楼
我的母亲舒仲楷(1901~1996)是长沙福湘女子高中毕业的现代女性,与父亲结缡50余年,历经战乱奔波和坎坷困顿的生活。但他们一生相濡以沫,伉俪情深。